汪凌先生曾经写过一本有关汪曾祺先生的书籍，题为《汪曾祺：废墟上一抹传统的残阳》，但是我却是觉得与其说汪老是那一抹残阳，不如说他是那盛开在废墟上的一抹骄阳。
说他是“废墟上的一抹传统的骄阳“，断然是和他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和不一样的创作人生是分不开的。
初次与汪老的邂逅，是高中教科书上的那篇《胡同文化》，一如他自己本人在那首《我为什么写作》中所说的，“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他的作品中总是透着恰似深不可测却又貌似浅显易懂的儒家哲理。
他的语言是漫不经心且细腻的，一如和煦的骄阳直将那暖阳般的文字慢慢渗入读者的胸怀，那种感觉和周作人的那种“平和冲淡”的意境竟是有着某种的不谋而合。他的漫不经心一如是在溪涧不经意流淌的一泓清泉，所至之处，似乎溪涧间的石与草也随着那文字一起漫不经心地流动了。细腻，犹是在溪流悠闲自在的鱼儿，恣意所向，他的每个文字似乎都是在见缝插针，而又在外看来不见端倪，以致在文字上他可以细致到你无法再让他细致下去的境地。
有很多人说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中都有很浓的老庄情结，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少习老庄，但受儒家文化影响却是最深的，但是究其老庄文化的影响，他的行文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儒释道的创造风格。看似散漫不羁的句子，却无时无刻不是他散文中的凝神之笔。
在他的散文《下大雨》中有句话是一直不能让我忘的，“雨真大，下的屋顶起了烟”，短短十个字的白描，就将滂沱的雨势酣畅淋漓的展现出来了，并勾勒出烟雨空濛的意境，并于其中能够找到丝丝缕缕的儒道禅理。还有《草木虫鱼鸟兽》中的那句“凶恶和滑稽往往近似”，一个故作凶相得小丑嘴脸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亦或是有所指，也不可知。如汪老本人所讲，“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
在《人间草木》中，那种平淡质朴，不事雕琢切疏朗平静的风格也展现了作家本人淡泊与达观的精神境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散淡的汪曾祺，他的一生却并不平凡，解放之前经历战乱，解放后又遭文革清查，虽然在和王蒙等一些划为右派的作家比起来，他算不上是最坎坷的，但是这样的人生经历却也是遍布棘荆。但是用汪曾祺自己的一句话讲，他的文章宣扬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正是这种对“抒情的人道主义”的讴歌，他才笑着走了下去，有人说，这是一种“寄沉痛于悠闲”，或许是吧，但悠闲却确是真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例如在《伊犁闻鸠》中有这么一段，“我小时候常常在将雨或将晴的天气里，谛听着鸣鸠，心里又快乐又忧愁，凄凄凉凉的，凄凉的那么甜美”，作者没有像大部分的文人一样闻鸠断肠，而是在凄凉中尚能倾听出甜美，那种达观的心态，一如昆明雨后盛开的兰花，清新素雅，直教人不知身在何世。
汪曾祺自己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人间草木》，大部分都是谈花谈鸟谈美食之作，这自然是与作者爱美的秉性是分不开的。然而想要写美，自是不能缺了发现美的眼光。只有善于生活，善于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生活，挖掘并分享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才能捕捉生活中最最纯真的美，才能够让生活焕发出清新鲜活的生命气息，善于生活和联想的汪老恰在这个方面上做的恰如其分。
他站起在文革后的土地上，用笔耕耘着精神上美的世界，并能够在物欲横流的世界执着地写着他那些漫不经心的句子，这能不算是“废墟上的一抹传统的骄阳”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