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国家政权运用国家机器治理公共事务的活动，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政治品格、基本操守以及权力运行的事理逻辑，构成政治伦理，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可以说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灵魂。
讲不讲政治伦理，是一个国家政治有没有生命力、政权能否得到民意支持的基本前提；讲不讲政治伦理，是政治家与政客的根本区别；讲不讲政治伦理，是执政者有没有执政合法性的终极标准。
政治伦理于国家是一种公共管理的规则和秩序，于执政党和执政者是一种基本政治品格。尤如伦理道德，于社会而言是社会良性运行的秩序，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基本的行为规范。政治伦理作为基本的政治品格，低于政治信仰、政治情操、政治追求等高层次意识形态，是执政者立政之基。
讲政治伦理，就要讲对社会对公众高度负责的政治家品格；讲政治伦理，就要讲政治上基本的规矩和道理；讲政治伦理，就要讲政治上层建筑的运行有科学合理的程序语言，而不发生逻辑错误，使公众响应失灵。如果政治伦理的要求都不能做到，却大讲特讲政治追求、政治信仰、美好的图景，即使能暂时点燃公众的激情，但这种局面是不能长久、不可持续的。
讲政治伦理要求政治家视政治公信力如生命。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的一言一行，都是关系国家大势的公共行为，作出的任何政治承诺既代表其所在政治集团的主张，又代表个人的信心和决心。政治家要谨言慎行，政治承诺不能轻易作出，一旦作出，就必须对承诺负责。如果承诺不能兑现，要承担失信于民的后果。当政者上任伊始和每年年初一般都会针对选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出承诺（如美国总统国情咨文），诸如缩小贫富差距，有效控制房价物价、有效遏制腐败、坚决改革医疗和教育体制等。但这些承诺到底兑现的怎么样?这是涉及公信力评判的大事，最后应该由公众看到的事实来说话，也可以有社会调查咨询机构作第三方评估报告。
讲政治伦理要求政治家有必备的政治自省觉悟。敢担当、敢承认，是最重要的政治自省觉悟。任期内目标不能达到，承诺的没有兑现，不能常强调“挑战严峻，形势复杂”，更不能让类似词汇成为演讲和报告的口头禅。政治家虽然不是预言家，但其职业特点决定政治家要有预测形势的前瞻能力和战略思维；世界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不需阐明的基本事实；任何局面都是外因与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挑战和形势”如何，本来也有政治作用的结果。因此政治家强调“挑战严峻，形势复杂”成为常态恐有失当之处。
讲政治伦理要求政治家面对社会问题不能总用“进行时”。公众关注的矛盾和问题，如反腐败、垄断行业造成的分配不公、民营经济生态的恶化……，年复一年，延续十几年成为官方文件毫不讳言的“常态化”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年年岁岁花相似“，总是表决心、明举措，但似乎永远是“进行时”。甚至，用“永不竣工的工程”将“进行时”合理化，以“困难和问题前所未有”将解决问题成本扩大化，从而显得与公众期待有差距的微不足道变化也是值得表扬的，可谓化腐朽为神奇。“进行时”表现出来的决心，虽然短期内能引起公众对执政者的良性响应，但如果周而复始，会造成公众响应的疲劳。因此，能果敢亮出时间表才是关键，公众期待对“完成时”何时到来心中有数，那时才是真正振奋人心的时刻。
讲政治伦理要求政治家将政治责任感摆在政治品格的第一位。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以政治为本职、握有公共权力的政治家？政治责任感是应该是政治家的本质属性。放眼当今世界，政治家首先总是一定政治集团的代言人，政治家服务服从于政治集团和公共利益是其政治责任感的根本体现。当政治集团的主张与公共利益一致，为政治家之幸。如果不一致，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的，超越政治集团的政治家更显卓越而伟大。政治责任感使政治家区别于为自己或个别小集体私利的政客，更不是政治舞台上哗众取宠的“演员”。
讲政治伦理要求政治家对所颁布的政令自上而下、率先垂范。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要首先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例如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原总书记胡耀邦是极力主张的，并要求身体力行从自己开始。已经呼吁多年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子女状况公示制，其实制度已经有了，却一直“打雷不下雨”。果真这么困难吗？如果自上而下执行，全面推广肯定不难。上级的政治家首先公布自己财产和子女状况，必上行下效，而且下级有没有阻挠的理由。毋庸讳言，这一方面西方国家当政者的做法确有可借鉴之处。
讲政治伦理要求政治家特别重视树立实事求是的政治风格。实事求是，要求客观对待社会现实，正视矛盾和问题，不掩饰、不回避、不绕圈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及提升执政水平的前提。只有做到实事求是，执政党和执政者才能保持政治上的锐气，才能保持昂扬向上的奋进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