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黑格尔《关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宗教》后写

这是黑格尔在1887年写的一篇习作，当时他不过17岁。但只要你阅读这篇文章，就毋庸于他在其学时代就已具备（或说上天赋予）的哲学与理性思考的天才。可我想，难道只有他吗？歌德说：“莎士比亚的伟大许多都要归功于他那伟大、雄劲的时代。”我看一点也不错，康德、叔本华，包括歌德本人不都是那样杰出的吗？那么当时应该是一个崇尚理性的时代。
这与法国的启蒙思想与之后的革命有实在的联系吗？就如歌德如此盛赞于拿破仑一般，那会儿的德国（处于分裂状态）受法国人的影响应该很深了，又或者根本不是如此，整个欧洲社会在文艺复兴以后就开始翻开新的一页。在走向资本主义与同封建势力的抗衡中，那种与神秘主义针锋相对的理性空前发展起来，（我并未如何细致地分析过那个历史阶段，）就我仅有的了解而言，这一切自1265年而来的斗争、创造与革命都源于对人本身的解放，也可以说是对欲望的大胆追逐。我就不需要再举出诸如地理大发现之类的例子了。可我怀疑了，长达五六百年的改革或者说复兴，会不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新的禁锢当中呢？这有待我之后的论证。
但是在这篇习作发表的同年，美国颁布《联邦宪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不过十多年（1776年）；工业革命开始了二十二年（1765）；瓦特在此前五年改良了蒸汽机——整个欧美真正的活跃与黄金时代已经拉开帷幕，这些成就追根溯源都发端于1265年起的文艺复兴，在这个年份前后，中国的一个文化自由的朝代宋被元结束；而也在1265年英国召开第一次国会，东西方的地位在悄无声息地发生挪移。但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种改变才最终被明显地揭示出来。
在这种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人的本性的探索和追求，与对理性的崇尚在这场潜移默化的偷天换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譬如文学，在1080年，法国的《罗兰之歌》以文字形式出现；可四年以后，伟大的《资治通鉴》问世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悬殊，当一个文明还停留在史诗阶段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东方，中国人已经具备了相当高超的艺术创造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中国人的主体文学大致仍然停留在写史上面——就算是写小说、剧本大都也打着诸如此类的幌子，我们不得不说，明朝晚期《金瓶梅》的出世不可不谓之“里程碑”。因为中国真正写人、关注人本身的文学从此地刚刚起步。但当把他（兰陵笑笑生）和莎士比亚相比的时候，（二者差不多属于同一时期。）我们才感到，自己已经落后了。
话说还是要回来，事物往往从是一个点转向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点。在这里我不妨说一个我盗听来的笑话——一个德国的卖鱼人为了推销产品搞促销，在自己店门口挂了一块黑板，黑板上写“买三条鱼送三条鱼”。不久就有一个顾客上门来了，老板当然很开心，就问他要买什么。客人说，你店外写的买三条送三条，那我买一条鱼你送几条？那个老板立刻回答，不送，我们就是买三条送三条。这大概可以很好的说明，理性走到极端仿佛变成了呆板。但值注意的是，连一个卖鱼人都如此“呆板”，可见，整个国民性在这一漫长的改革中多么彻底地被刷新了？理性是多么深入人心！
欧洲的繁荣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尽管这一过程很曲折，有时候还会复发起旧日残存的不人道。不过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发现，理性的光芒在拉长，人道的种子在播撒——这大约能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好好思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