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农民工”

每当电视里说到“农民工”三个字的时候，我的心就在隐隐的作痛，觉得我们有点像《水浒》里，那些被发配的人，在额头上给你铬一个大印，做一个标记。现在废除了大锅饭，除了那些极少数的人还在享受生养死葬的特殊优遇外，除了少数人功在名就翻身当老板的以外，大多数的大小城镇人口不也挤身在繁华的大都市和我们一样给人打工，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电视里一遍遍的说，是不是在提醒我们，很多东西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提醒我们，不管你们如何蹦达，还是一只小蚂蚱？
我们这个时代，人口的骤然增加，土地并没有增加，原有的一亩三分地的收入，早以无法跟得上日益疯长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了不饿死，不穷死，不得不远走他乡讨生活。媒体上一遍遍的说，要关心“老人妇女儿童”这些留守人员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多给他们一点陪伴，他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最先要保障的是我们这些可爱的亲人身体的正常发育长大，保障他们可以吃饱肚子，可以上成高中，可以穿得稍微体面一点儿，于是我们这些人在枯燥的流水线上一个重复的动作一做就是十五六个小时，在四十五六度的烈日下把自己捆在半空的脚手架上挥刀劈墙，在老板的恶骂下，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我们忍辱负重，换来的就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名词：农民工。
不管内资外资，从有了“农民工”这个词开始，大大小小的老板，他们用心理上的优越感从劳动上严格的苛求着我们，从人格上轻蔑的低视着我们。富士康那么多跳楼的人，应该有不少人是想彻底的挣脱农民工的命运？他们无法力挽长天，无法改变现实，唯一能选择的的就是静静的离开，然后留给世人去思考，去领悟。
那些高人在创造“农民工”这个词时，一定不是我这么想的，他只是用一个词概括一种现象，决不会想到今天这个名词已经把一个原本和谐的一体化给分开了，分得清清楚楚，分得毫不留情。毛泽东时代，只有一个词，那就是人民，跟在后面的还有一句话，那就是为人民服务。那个时候全社会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人民，一种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我们都是平等的，至少看上去是，听上去是，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走出去，不用担心别人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是干什么的，家里条件如何，我们吃粗茶淡饭，还可能会缺衣少食，但我们一样和别人活得顶天立地。现在，这天，还是我们共同的天么，这地，还是我们共同的地么？不是，我们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一个打工者，一个“农民工”。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了现代化的大都市，但这一双建设高楼大厦的手，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足够的钱在这样的高楼里买一块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的，除非，我们不做农民工。
为了摆脱“农民工”这个词，我们中间的优秀份子终于也有的脱颖而出，摇身而成了老板，当人们再问起他们曾经干过什么时，但愿他们能坦然的说，我是农民工出身。
若论出身，毛主席也算是农民出身，他走得比较远，走到天安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