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社会风雨飘摇岌岌可危,逢乱世必有奇才、国士被时代凸现出来。晚清亦是如此,有清一朝历时近三百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晚清的几十年岁月!这般岁月又与一些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言符号,被深藏在我们民族心间,即使你无心珍藏,但你也无法摆脱他们对你、你之后代的影响。
晚清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位朝臣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以出生时间为序)现对其四人对比如下:
出生地与祖籍:
曾氏,左氏均出生于湖南;李氏出生于安徽;张氏出生于贵州,但祖籍为河北。从中不难看出我国虽然首善之区定鼎北方,但风云政治人物的缘地历来处于南方。呕心沥血建立新中国的四大领袖祖籍均在南方,只有周恩来总理小时候感受过北方的凛冽的寒风。原来是这样,现在亦是如此,可能南方人拥有某种先天的政治天赋吧!
学历:
曾氏,李氏与张氏都是进士出身,只不过前两者为道光年间进士,而后者是同治年间进士而已。只有左氏为举人出身,据说就连这个举人身份也是侥幸捡来的。这说明在中国走中规中矩入仕道路的人,要比走所谓“曲线救国”道路的人要多,其比例近于三比一。历史上是这样,现今又何尝不是呢!入仕嘛,你就得考公务员,然后小步小步的前进,期许所谓的破格录用,或是“直升飞机”式的升迁时并不太现实的。中规中矩,循序渐进是中国政治及录用体制的理想发展模式,想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唯才是举任用人才是需要很大魄力与实力的!同时在法治不太健全的年月,其公正性势必广受质疑!
功绩:
曾氏与左氏偏重于武功,张氏偏重文治,而李氏无疑是文治武功兼而有之。曾氏,一手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居功至伟”。左氏,在曾氏的领导下一手自创楚军,协助曾氏剿贼,后剿西捻军和反清回民军,其一生最辉煌的功绩在于收复新疆大部,此一举使其成为民族英雄,彪炳史册!李氏,武功卓著,文治亦显。尤其是它的外交才能与智慧,更是令同辈人臣望尘莫及的。(这也使他遭到“千夫所指”的冷遇与“遗臭万载”的骂名,这一切都是被时代政治所赋予的,当时代政治不再需要这些时,李氏的面貌会更自然地展现在你我面前)张氏,文治绩效颇丰,具有改革创新的魄力与智慧,对后世影响颇著,对湖北影响甚巨。他们四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赞成洋务,并身体力行开创了各自的洋务实业。
以上事实表明:在乱世时武功是第一位的,文治是在武功安天下之后的事情。国家政权的稳定在当政者看来才是第一要务,也是发展其他事业的必要前提。所以在乱世就容易出现枭雄,这个时候国家在用人导向上是“唯能是举”,至于德行文采那是可有些折扣的,所以左氏才有了出头之日。文士出身的他们,不惜投笔从戎、血染战袍向当局邀功献媚,当然也是在为社会稳定“戡乱造福”。其实这也是他们在官道上,一路高歌猛进的有效途径,也是一种残酷的捷径:用一部分人的鲜血,为自己铺就步步高升的殷红地毯。这是中国历史乱世枭雄发迹的一般规律、不二法门!
相对于武功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文治则要求当政者拥有一颗灵活的心:敢于冲破常规,善于革新求变,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用海纳百川的非凡气度。张公堪称楷模!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借鉴前人的探索的成果和失败的教训,显得尤为重要。
文治与武功的实现有质的不同,文治需要循序渐进,沉淀升华,需要历史的考验;而武功需要立竿见影,立见成效,更需要对眼下的考量!
官爵:
曾氏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左氏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李氏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封一等肃毅伯。张氏官至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慈禧逝后成为顾命重臣。此四人都官至极品、位极人臣,且死后都又受封赏,四位汉人能载满人的统治下官至高位,爵授极品,其间辛苦远非吾辈所能体悟,且此四人却有实绩,都堪称“中兴名臣”。当下少数干部作为党员领导,手中有些权力就无视党纪国法,贪污受贿,置群众利益于不顾,俨然“红顶商人”,真真的不如此四位晚清遗老!
学问:
曾氏,继承“桐城派”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著述颇丰,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左氏,曾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等,涉猎颇丰,有《左文襄公全集》传世。李氏,二十四岁就进士及第,又精通诗文,其“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脍炙人口。亦有《李文忠公全集》传世。张氏,少时就博闻强记,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从其所从职务上,即可窥见其才学之一斑,亦有《张文襄公全集》传世。且此四人死后,清廷均以“文某”谥之,由此也可见四人的学问均属上乘。而现今,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不学无术,连起码的工作报告,都要秘书代写。更不肖说著书立传,传之后世了。在终身学习已成定论的今天,领导干部更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唯有此才能更有力的推进工作,才能更得心应手的发展社会,才能更好的服务人民!
享年:
曾氏终年六十有一,左氏享年七十有三,李氏寝年七十有八,张氏寿年七十有二。(均按周岁为准)四人都属高寿,只有曾氏没能活过七十大关,可他的学生李氏,竟活到了新世纪、新纪元的二十世纪,实属不易!其实,领导高寿现在已成定论,由于在人才录用和升迁问题上,我们历来有讲一讲资历、讲一讲年纪、讲一讲排序的习惯。这一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习惯,使我国凡身居要职、拥权甚重者必为高寿人。干部年轻化尽管频爆新低,但这无疑是对我国领导干部老龄化的最好注脚。比起现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我们的领导干部是否有些年老体衰了呢?我国推进领导干部年轻化工作任重而道远啊!
流下的回响:
曾氏:“师夷长技以制夷”,左氏:“抬棺西进,收复新疆”,李氏:“孑然一老,舌对八国”,“张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国领导干部历来都爱讲究个什么“重要思想”、什么“重要指示”的。尤其是在基层开会动辄“重要讲话”,动辄“重要思想”,动辄“高屋建瓴”,动辄“意义深远”……官话套
晚清四大名臣的另类对比
晚清政治社会风雨飘摇岌岌可危,逢乱世必有奇才、国士被时代凸现出来。晚清亦是如此,有清一朝历时近三百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晚清的几十年岁月!这般岁月又与一些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他们成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