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方学院夏晓阳，她的传奇故事，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58年，夏晓阳任北方学院4系的党总支书记，那时她才40多岁，个头不高，白净面孔，戴一副白色近视眼镜，说话轻声慢语，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和职工打成一片。她原是东方化学工业公司化工三厂的党委书记，后调入北方学院任党总支书记。她非常关心从农村来的学生，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她敢于启用年轻人，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
夏晓阳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干部。1938年，18岁的夏晓阳从农村来到大上海，她举目无亲，流落街头。在她走投无路时，地下党组织把她安排在某纱厂当纺纱工。她和姐妹们住在低矮的帐篷里起早贪黑，拼命干活，吃不饱，穿不暧，在死亡线上挣扎。不久，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姐妹们与厂主作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利。在一次全市大游行中，她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慷慨陈词，控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恶。她身穿红衣，活跃在游行队伍之中，一时间被人称为“红衣女郞”。
夏晓阳在纱厂工作2年后，突然神秘地失踪。直到1956年她才出现在东方化学工业公司，这时她已是一位成熟的政工干部了。夏晓阳调到北方学院后，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在教育战线上大显身手，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了。这时，北方学院关于夏晓阳的传闻满天飞，不久，夏晓阳又神秘地失踪了。
正当夏晓阳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时，突然北方学院出现触目惊心的大字报：“夏晓阳有重大历史问题”，并且公布出各种“罪证”的复印件。顿时学院里议论纷纷，政工战线上的“大红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呢，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失踪多日的夏晓阳又突然出现在北方学院，全校轰动，一片哗然。学院里的师生从各个角落涌向学校大门，通往礼堂的大道两边挤满了人，大家窃窃私语，争相目睹从上海押回学院的夏晓阳。
夏晓阳被造反派从汽车里一拉出，一阵紧似一阵的“打倒”声在四周震荡。这时的夏晓阳，没有了往日的慈祥和微笑。她耷拉着脑袋，双目无神，金丝眼镜不知去向。她被两个造反派扭住双臂，一步一个跟头挟持着往前走。
夏晓阳批斗大会在学院礼堂举行。礼堂里座无虚席，声势浩大，口号震天。造反派挖出夏晓阳，自以为立了大功，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可是他们批来斗去总是那句话“夏晓阳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没有多少实质内容。他们以“照片”为据，逼夏晓阳承认自己的“罪行”，可是夏晓阳始终是那句话：“我没有问题，我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是招来一顿毒打。会场上的人渐渐离去，斗争大会不欢而散。
批斗大会之后，造反派成立了“夏晓阳专案组”，把夏晓阳关进“牛棚”，勒令她交待罪行，同时大会批小会斗。几个月过去了，除了几幅照片，案子毫无进展。这时夏晓阳的身子却被搞垮了，神志昏乱，人们到处传言：“夏晓阳疯了！”
1978年，夏晓阳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她的所谓“罪状”，纯属诬陷。她在上海纱厂神秘失踪，是受地下党组织派遣，打入敌人的机密机关做话务员。她周旋于国民党机关要员，窃取机密情报，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上海解放后，她恢复党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她的这些在国民党机关工作时的照片、衣物，是造反派到上海外调时，无意间在敌伪档案中发现的。他们如获至宝，以为抓到一条“大鱼”，不加分析，不作深入调查，硬说夏晓阳是“最凶恶的敌人”。夏晓阳有口难辨，而知情人又自身难保，不敢作证，致使夏晓阳蒙冤10几年。夏晓阳平反后，病情有所好转，只是脑部严重损伤，不能正常工作，于1980年离休，去她儿子何恒一处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