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头儿,在我出记忆里开始有他时,他已经很老了,驼背弯腰,不怎么说话,见人说话就张着掉了几颗牙齿的嘴笑,眼睛眯成缝,皱纹也更加明显地铺满了黑黑的脸。他常年背着手走路,低着头,头上戴着顶蓝黑色的短檐单帽。偶尔在冬天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才换了顶火车头帽,严严地遮住了耳朵,手插在袖筒里,走路依旧是低着头。因为距离较近的缘故,他常常到我家来找父母商量事情,说话说到中间,他乐呵起来,就摘下帽子,抓抓脑袋,然后再带上。那时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外祖父竟然一直没有头发。
如今,外祖父已经去世几个年头了,一次清明扫墓后,我忽然想起这件事,就问母亲外祖父年轻时得过什么病,然后才秃了头。母亲很诧异“秃头?你姥爷不是秃头啊”,这下轮到我诧异了“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有过头发啊”,然后母亲就讲了一个故事。
太姥爷早早去世了,太姥姥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外祖父拉扯大,所以他独立很早,经历过国内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然后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外祖父小时候上过几年学堂,识文断字,为人又极为和善,就被村民推选为村支书,负责村子里税收和文案工作。他在22岁同外祖母结了婚,日子过得很和睦。
这个不太安分的年代,政策随时就改了,村干部回去通知,所有人都无条件拥护,没人抗议,也没有多余的思想去抗议。村子里先办了合作社,然后又是大炼钢铁,每家每户都上缴了所有铁质的锅具,村头支起高炉,派专人看管。开始炼铁的时候也开始吃食堂,村子里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能够为祖国建设出力而得意,所有的活儿不用分配都被抢着做了,这是光荣。中央派干部下来征收粮食,周围的小村子争先恐后地上报了粮食数目,比上一年翻一番,外祖父他们村子也不甘落后地报了比上年多一倍的数量。村干部犯了愁,为了填补虚报的数目,只得让每户把口粮也拿出一部分交上去。
这一年的冬天忽然就变长了,公共食堂再也无米让大家填饱肚子,留下做种子的粮食也被吃净,接着是野菜和树皮,山上地里瞬间被挖空了。村头的高炉炼出的钢铁不符合标准,早灭了火,支撑高炉的红砖七零八落地散了一地,后来被人一块块地捡去了。村里所有人说话开始有气无力,走路晃晃悠悠,像是轮胎被拧开了气阀。
外祖母是个勤劳的人,攒下了很多野菜草根,合计着以后的日子该如何熬过去。孩子大人都可以忍忍饥,少吃或者不吃,可老人不行,太姥姥已经六十多岁,没有牙齿可以嚼野菜,只有野菜汤怎么也熬不过这个冬天的。外祖母跟外祖父商量,外祖父也是一筹莫展,每天只是埋着头去队里工作,照看等待上交的玉米和面粉。
村子里的老人开始隔三差五地死去,葬礼也变得潦草随意,两人抬的薄板棺材往地头一埋,哭一场算是过去了。村子通往地里的小土路上,新烧的纸钱盖着旧纸钱,走过去踏起一层烟灰。唢呐的呜咽哀鸣一直萦绕在村子的上空,似乎都没有停止过。终于有一天,太姥姥也支撑不住了,躺在床上不能再进食,也没什么食物可以给她吃。外祖父开始坐立不安,在屋里屋外步来步去。没有亲戚可以借,没有地方可以买,也没有钱,外祖父只能看着自己的母亲一点点得虚弱下去,就这样活活的饿死。在这天接近晚饭的时候,外祖父走了出去,约摸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才回来,外祖母忙着给他热剩下的一碗野菜汤,他止住了外祖母,伸出右手,手心里有一小把白面粉,像是握了很久,白面粉都成团了。外祖母用这点白面粉给太姥姥做了一小碗稀饭,喂了下去。外祖父没吃东西就回里屋躺下了,据外祖母说他这一夜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话。
自那天后,每天外祖父回来手心都会握着一点面粉,不多不少刚刚够给太姥姥做一小碗稀饭,太姥姥就靠着这一小碗稀饭度过了整个饥荒的冬天,村里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老人一个一个死去了,她是幸存者。然而,太姥姥的幸存给外祖父带来了不幸。
冬天过去,万物复苏。春粮接上了,吃饱了饭的人们又开始有力气说话,有力气干活儿了。外祖父被村里人揭发偷窃公粮。所有人都来了,挤满整个屋子。力气很大的男人一把揪住了外祖父,连拖带拽地拉出屋子,拉到村里的大晒谷场。外祖父被公众挂了牌子,所有人都来声泪俱下地讨伐,指责道凭什么太姥姥还活着。那些眼看着亲人饿死的妇女们围上来拽着外祖父的头发厮打,她们把外祖父当做刽子手,仿佛他亲手杀死了她们的亲人,仿佛他亲手制造了这次饥荒。外祖父没有反抗,只一味地沉默,这种沉默更是激怒了这群疯狂的人们,更多的人为了上来……外祖父的头发生生地被扯掉了几片,露出了白色的头皮……随后赶来的村干部制止了人们,带走了外祖父,据旁人说,外祖父在接受批评教育的时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党和人民”。
这一天,外祖父被释放后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先去了街头的有个剃头挑子的老王那儿,剃光了乌黑的头发,然后买了一顶蓝黑色的粗布单帽戴上,这顶帽子戴上后就再也没有摘下过。以后的四五十年,外祖父每个月去两趟老王那儿,他的头发再也没有变长。外祖父主动辞了村支书的职位,只专心经营他的几亩地,他变得沉默,常常一个人发呆。太姥姥在文革期间没有任何痛苦地睡过去了,外祖父埋葬了自己的母亲,变得更加沉默了,跟十年前比像是换了一个人。
文革之后,祖国的一切复苏了。村子里的人们渐渐开始吃得饱穿得暖,也开始明白大跃进不是外祖父的错误。有人去外祖父家道歉,拎了烟和水果,外祖父笑着听他们说完,一路送出来,走很远…村干部再找他重新担任村支书时,他笑着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摆摆手拒绝了。别人以为一切都释然的时候,他还是没能原谅自己,乡里发给参加过革命的老党员补贴,他从来没有去领过。交公粮的时候,他的粮食总是最好最干净的。外祖父做的一切都是在补偿,他想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做好,以求问心无愧,终究是没能够。外祖父不明白,他只是时代转盘上芝麻粒般的一个小人物,当转盘不平稳时,他又如何能平衡自己。然而,他还是用尽了自己的后半生去为这个时代的错误负责任。一如他的为人,从来不会苛求别人,一直都是批评自己。那顶帽子紧紧地被他扣在自己头上,陪着他度过了余生。
听母亲讲完,我开始回忆起他对人的笑,笑里是有着满满诚恳的歉意的。他一生都有着
外祖父的帽子
外祖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头儿,在我出记忆里开始有他时,他已经很老了,驼背弯腰,不怎么说话,见人说话就张着掉了几颗牙齿的嘴笑,眼睛眯成缝,皱纹也更加明显地铺满了黑黑的脸。他常年背着手走路,低着头,头上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