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还是死亡

人们为什么会信仰宗教，通常情况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太多的为什么得不到很好的解释，诸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而活？”……种种的问题一直缠绕在人的心头，一个问题看似解开了，却又有千千万万个新问题迎面来，越是智者，越是迷茫，越是痛苦，所有的未解最后也许只能归为冥冥之中有一只大手掌控着这一切——这或许是最初，也是最好的解释。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求“我为什么而活？”“人可不可以永生？”人生的一切看上去就是虚空的，《传道书》说“凡事都是虚空”、“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这看似只是单纯的追问生命的意义，但又何尝不是在极大的痛苦中迷惑死亡——人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任由时间流逝，一切归于死亡，那人生的意义何在？
伊壁鸠鲁学派不相信神的许愿，看重的是人生当下的快乐、宁静、舒适，将享受生命视作对抗死亡的方法。
埃及人不甘心接受人终有一死，于是他们既相信奥西里斯的阴间，又迷醉于死后5000年的复活。
道教力图用“长生”与“不死”来逃避对死亡的恐惧，所以他追求生命的延年益寿与永恒长存。
佛学看到的是生死的循环，所以人的这一世永远是为下一世而活，生生世世循环，直到有一天涅磐成佛。
圣经教育教徒享受神现在所赐予的生命，人最高的荣誉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分尝神的生命。
庄周梦蝶，看到的是人生如梦，生死无别，生是死的继续，死是生的开始，生既是死，死既是生。
弗洛姆曾指出：“人的生存在族内进化进程的某一偶然的时刻诞生和消亡，因而与个体全面实现自己的种种潜能的要求产生悲剧性的冲突。这一个体能够实现的潜能和个体实际上实现的潜能之间的抵触至少使人具有了暗淡的观念。”这也可以看成是所谓的时间意识。
中西方文化最不同的是时间意识，说白了也就是生死意识，中国人自古就对于宗教没有很强的依赖性，文化传统上最缺乏的就是宗教意识，结果就是中国文人一直能很深切地感受到“人生如梦”，苏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李太白也这么说：“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李白、苏东坡都是悟出人生终极真理的智者，他们得出人生即梦的结论，而他们的应对方式只有一个字：酒——先把自己灌醉了再说。于是“借酒消愁”成了唯一能够短暂忘却这种锥心之痛的方法，而伤春悲秋成了中国文人最常表现自己痛苦的途径。他们战胜不了时间，看透了人生“虚空”的本质，却没有在现实中应对的方法，于是一代一代，痛苦延续，智者仍旧在痛苦中挣扎，挣脱不了命运的牢笼。
屈原质问苍穹：
“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
他真的在寻求“永生”，寻求“长生不老”吗？当然不是，他问的是人生为什么终将“尘归尘，土归土”，无论是“智慧人”、“愚昧人”甚至于是“兽”，无论生前如何繁华，死后终将是一抔黄土埋葬，那么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人的声名会随着他的躯体埋葬，人的一生你猜得透开头，猜得透结局，难道没有办法避开这种虚空吗？于是屈原在《天问》的结尾丧失了对上天的信心，很大逆不道的质问出“帝何求？”
到了魏晋，这个混乱的时代，人世起伏，朝代更迭只在一夕之间，作为其中最想有为而又最无为却又偏偏“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文人名士深刻感受到了生命短暂，飞黄腾达也好，一事无成也罢，“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生命存在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于是五石散成了解决的方法。“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服用五石散成了忘却现实，羽化登仙的最佳手段，也成就了宽袖长袍，飘飘欲仙的魏晋名士们。它就是在那个弥漫着腥味的岁月中得以麻醉自我，放纵自我的寄托。那是一种最深的无奈和痛苦，是对政治斗争的逃避，更是对生命质问的逃避，那是个最清醒的时代，清醒地看到了“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天地永恒，人世以及朝代一瞬。这是一种深重的悲哀，在于能清醒地意识到，却不能参透解决的方法。
西方世界有宗教可以依托，中国文人却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教观念，所以他们注定会为这份清醒而痛苦。他们用享乐麻痹自己，却又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享乐是不会长久的，他们明白这些都是虚空的，于是王羲之大笔一挥：
“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即使是在“曲水流觞”这样的大乐事之前，王羲之文人敏感的神经依然会时时提醒他一切享乐都是虚空的，天性感情细腻的文人总能时时刻刻感受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悲哀。
即使是看似放浪形骸慕老庄遗风的阮籍，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也透着浓重的痛苦与哀伤。
“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
“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
“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
“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
“盛衰在须臾”、
“从容在一时，繁华不再荣。”
“人生若尘露”、
“日夕复不来”、
“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

这一切的挣扎就如同《传道书》中所体现的追问：“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时间永远不会等待，苍老时刻都在发生，死亡都是每个人的宿命。“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种吐露不是《传道书》独有的，莎士比亚也曾依托Jaques的口，将人生分为七个阶段。
“大千世界是个舞台，
所有男男女女不外是戏子；
各有登场和退场，
一生扮演着那么些角色，
七样年龄分七幕……
结束这场变化莫测的戏剧的一场——
是再来的幼稚，全然的健忘，
没牙齿、没眼力、没口味、没一切。”

Claudio无所畏惧的表示，
“假如我非死不可，
我将邂逅死亡，又入亲迎新妇，
把它紧抱在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