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每一次理发都会哭鼻子，听父母说我小时候理发不哭。看着儿子一边哭一边反抗，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要哭呢？不会疼不会痒，也不懂得舍不得头发，偏偏要哭。
人也真是奇怪，身上的毛发、指甲根本没什么用，剪了还长，到死都在长，而有用的牙呢，掉了就长不出来了，以至于老了想啃骨头都不行。从辛亥革命剪辫子开始，中国的男人开始了每个月都要有一次的理发过程。留短发的男人多少比留长发的男人要精神些，更像个男人。也许例假是提醒女人要有女人样，而理发则是提醒男人要有男人样。
印象中我的第一位理发师傅是老者。小时候理发都是爷爷带着去的，通常爷孙俩都会理，那时候理发叫剃头。应该是1980年之前，理发一人一角钱。理发室很简单，一把特制的理发椅、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一个围裙、一把剃刀、一把手推剪还有一块磨刀石，差不多就是理发的全部工具。农村的手艺人都很讲究礼节，对农村的风俗习惯和礼节很熟悉，因而理发师傅很受老百姓的尊敬。不是人人能学理发，师傅对求师的人会有选择，确定收徒弟，得正儿八经的拜师，拜师要讲拜师礼。学多久是有约定的，时间到了，如果不能出师，师傅会继续带。出师了，要有一个谢师宴，师傅会备一份理发工具送给徒弟，在宴席中做最后的交代，从此徒弟可以自己开店理发了。这些老者理发，通常是有板有眼，一招一式都是按照师傅教的做。记得理完后收掉了搭肩的围裙，理发师会用力拍一下双肩，往往会吓我一跳。我曾经问爷爷为何这样，爷爷说因为理发的时间比较长，会睡着，师傅拍一下是提醒理完了。我对这个解释不满意，因为我理发的时候从来不睡着，为何他还要拍呢？
印象最深的儿时理发经历是和弟弟一起理了个光头。那时候分田到户没有多久，农民手中的钱开始多起来，理发也随之涨到了两毛钱。村里有三家理发店了。那位老师傅还在，但是他带的唯一一位女徒弟出师了，我和弟弟就在女徒弟那儿理的发。我和弟弟都不喜欢理完发后被用力拍一下肩膀，因而要求理发阿姨不要拍，可是她理完后，还是习惯性的拍了我，反复交代，才没有拍弟弟。后来她慢慢改变了这一习惯，不拍了。因为理光头要便宜五分钱，可以买一只冰棒吃，那次我和弟弟都理了光头，一人吃了一只冰棒。不曾想光头却惹来乡亲们和小伙伴的嘲笑，因为光头是劳改犯的标志。那一阵子我和弟弟都不敢出门玩，后悔死了，那也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理光头。
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讲过，他最头痛的事情就是让一个陌生的理发师理发，很痛苦的经历。我也有同感，所以我儿时的头发基本上都交给了那位女的理发阿姨。后来读书当兵参加工作，变换了好多理发师傅，每一次到新的师傅那里，总是会听到很多的问话，喜欢什么样的头型、前面怎么剪、后面怎么剪等等，偏偏我不好说话，总是不置可否，理完后又总觉得不满意，难免让理发师尴尬。
刚调到县里工作的那一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回老家，每次回去理发是必须的。那是2000年，我们县城理发要五元，老家三元。节约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老家工作时，我一直在一个师傅的传人那里理发。儿时的那个理发阿姨去了城里，她的徒子徒孙有很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女性，打破了他的师傅只传男弟子的规定（她是例外），而且很多学徒在她或她的徒弟那里只是学习简单的基础知识，学习一段时间后，会到城里的美容美发培训学校学习深造。理发店改成了美容美发店，理吹剪烫染，样样都来。我很喜欢在我曾经教过的一个女学生那里理发。她很聪明，但是家里穷，读完初中就拜师学了这门手艺，自己做了一段时间，又出门学习过，理发的手艺很不错。她总是轻言细语的和我说话，偶尔会根据季节和流行，建议我理什么样的发型。我或应承或不应承她都会按照她的理解给我理发，结果我都会很满意。
不知不觉理发涨价了，干洗理发十五元，水洗理发十元。从一角涨到十元，过了三十年。人们富裕的概念也从那个时候的万元户到现在百万元才起步，也涨了一百倍。然而不管是那个时侯的万元户，还是现在的百万元才起步，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都是可望不可及的美好愿望。而每个月一次的理发，却是绝大多数男人每个月要做的功课。前几天在北京路边看到一家全国连锁理发店，门口有小姑娘迎接，里面洗发的是专人，剪发的师傅剪刀大的小的有好几把，梳子密的疏的也有好多，一会这一会那，尽在变换使用工具。理完发，二十八元。递过钱，人家说，谢谢，欢迎下次光临。我心里好不心疼，心想怎会有下次？看着镜中的头发，还是那几根啊，一角也是理，二十八也是理，不过是镜中其他的物件不一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