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遭遇草堂

一
苏东坡原名苏轼，东坡是后来他自己给自己取的一个号。
苏东坡一生坎坷，命运不济。才高八斗，却屡遭暗算，贬谪落魄。未及冠时，他已经“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二十一岁（嘉佑元年，1056年）参加科举考试，高中榜眼。据说他本来会独占鳌头，高举魁首，只是主考官欧阳修为了避嫌，才不得以只点了第二名。相对于那些考试了大半辈子还没捞个名分的文人，苏东坡可谓少年得志，风光无限。但是天赋的才华和巨大的荣耀却没能够成为他一生的安全伞，反倒成了他的拖累。苏东坡一生为官，到过杭州，徐州，密州，安州，惠洲，颖洲和扬州作太守。这些官要么是他自请外调，要么就是被动地流放至此。他甚至做过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中书舍人等官，可就是无一例外长久，而每次高升必然带来更严酷的流放。苏东坡活了六十六岁，其中将近四十年官宦生涯中，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嘀中度过的。
“东坡”这个号就是他贬谪倒黄州时所取。这年苏轼四十四岁，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这一年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闹房被关了一百零三天，差一点就人头落地。幸好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才所幸捡了一条命回来。我经常想，苏轼真是命大啊，他幸好是早生了几百年，要是他生在几百年后的明洪武年间，碰上朱元璋那个和尚出身的土包子皇帝，恐怕早已经在菜市口身首异处。每次这样想，就都为这个伟大的文人捏了一把冷汗。
关于这次下狱，罪名来得有点莫须有。是“文字毁谤君相”，说白了，就是在诗文中讥讽朝政，甚至皇帝。很明显，这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中国的历史是从来不乏这样的特色事件，更早的有屈原。屈原说，谣诼谓余以善淫。想来那些陷害屈原的人也是一帮文人。中国文人历来也有这种中伤陷害的本事。后一点的有钟会陷害嵇康。这都算不得什么，更近的文革时期文人的相互揭短，那是何等腥风血雨？许多文人手上都站了或多或少一点鲜血。至于当代，文人要先进一点，因为权利没那么集中，没有一个皇帝似的人物可以谄媚。文人和文人也就各立山头，相互叫骂，骂来骂去，最多名声臭了，伤及不到性命，也算社会的一大进步。
在古代，文祸是最容易和文人扯上关系的。中国的文人也很奇怪，明明知道人生识字忧患始，和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但偏偏前仆后继地要习文断字，并且做些牢骚诗文落人把柄授人口实。有人说苏轼的入狱完全是才华太高，这也是苏轼的弟弟，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的意思。苏辙说“苏轼何罪，独名太高耳”，意指苏轼的才华和名气遭到了小人的嫉妒，所以是小人故意编造借口出来陷害他。但窃以为不是这样，窃以为苏轼对朝政的不满和讥讽，甚至对皇帝的不满和讥讽完全确有其事。
文人嘛，总有那么一点骄矜，一点自满，甚至一点酸腐和天下舍我其谁的孤高和自以为是的聪明，所以也总喜欢对看不惯的事情做点评价。何况才华天纵的苏轼？他一定也不例外。但只不过还构成下狱和杀头的罪名。不过，在那样一个皇权时代，陷害是没有道理可讲，杀人也没有道理可讲。所以苏轼下狱了，去鬼门关转了一回。
有趣的是，苏轼前脚刚从牢狱出来，刚和索命的黑白无常说了声拜拜，回家之后马上又写了两首诗（文人瘫痪的政治嗅觉显示出来了），其中一首是里面说，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真是贼心不改。不过也倔强得可爱。因为“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完全可以被嗅觉胜过雷达的小人们引申说是苏轼暗射朝廷大臣位弄臣和优伶，甚至讥讽天子的无能，不辨忠奸。又是诽谤！你说好笑不？
当代学者李国文翻译得更好笑，他把这首诗译成白话，就是说，“老子不陪你们玩了，懒得搭理你们这些小人。”李国文打包票说苏轼当时肯定有这个意思，对此，我深信不疑。谁知道这个天生豁达，连林语堂都称为“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的苏大文人会作什么样的出狱感慨？
二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个人，那就是名声同样响亮的王安石，王丞相大人。我这样称呼他并没有讥讽的意思，事实上，我倒很同情王安石。因为后来者大多因为苏轼被贬说王安石气量太小。连现代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在写《苏东坡传》的时候也称王安石位小人。可真是坐实了王安石的小人本质。
按当时的情景来说，王安石对苏轼确有生杀予夺之权，只要他想这么干。苏轼攻击新政，正好对王安石不利，所以后来者把苏轼的被贬多少归咎于王安石。这简直是冤枉了王安石。据说乌台诗案发生后，当时许多文人都搜罗苏轼的诗文，捕风捉影堆砌子虚乌有的证据，想把苏轼置于死地，就连苏轼的好朋友沈括也不例外。就是写过《梦溪笔谈》的沈括。沈括也是个很著名的文人，文品很好，可惜，人品却极为低劣。中国人很重视文品和人品的统一，讲文如其人。人品不好的，文品再好，也难脱众人的鄙视，文品也受累降了一格。现代著名的知堂老人就是一例，他只因为出任过伪职，几十年过去了，还难脱人民的追究。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文章是真好。
沈括也是一样。据说此人两面三刀，人品极坏，明里和苏轼结交，称兄道弟，暗地里却下疽使坏，拿了苏轼一垒诗文到王安石那里告状。王安石当时看了还不以为然，丝毫没当一回事情。从这点看，也不见得王安石气量多么狭小。可能也只是后人太喜欢苏轼的原因无中生有的挤兑王安石。这在中国人身上屡见不鲜，以打压一个人来抬高一个人。这只是我的猜测。不过试想一下，王安石当时实行新法本来就困难重重，反对的力量很大，必然要拿一些反对的人开刀，以儆效尤，——孙子练兵还削了齐王一个宠妃，所以苏轼的批评自然是捅了马蜂窝。这样的话就扯不到气量的问题上了。这也是开宗立法者惯用的法子。何况以苏轼的笔力，见识和声名，那些批评岂是简单的批评？大概也如鲁迅的杂文一样，大有投枪匕首之势。而那些批评还不引得一干反对者群起而攻之？所以站在不同的立场，苏轼也是活该有此一劫。怪不得别人。要怪就得怪苏东坡天生的耿介，磊落，他要是稍微有一点现代文人趋炎附势，有一点郭沫若的政治敏感和屈服自己的意思，他的官只可能越做越大。要知道，当时他可是连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