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经历的那个年代（5）

人生是经历，仅把短暂和肤浅的经历记录下了，留给后人。
——题记

在文革运动的中，由于阶级斗争教育的常年灌输，使淳朴的乡民，似乎缺少了理智，淡化了亲情，心中有的却是对领袖的爱戴和敬仰以及敌我斗争的爱憎分明。由于乡民的单纯与怯弱，加之一部分造反派头头们极端行为的操纵，致使文革中时常出现一些叫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令人回味起来，心中充满了酸涩。
俺清楚的记得，在俺村生产队召开的首次批斗大会上，被揪斗的是七、八名谓之“地主、地主婆”的阶级敌人，其被揪斗的莫须有“罪行”是造反头头们提出的，或是“隐瞒家庭成分”，或是“虐待贫农成分的儿媳妇”，等等。甚至有的因冬季犯气管炎的老太婆还得需要孩子背来接受批斗。因批斗大会上有被批斗者背诵领袖语录的程序，其中有一名无文化且平时老实得近乎弱智的对象，会前孩子已叫他提前准备了背诵语录中最短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可他临场却无法记全，读第一次把“严肃活泼”读成了“杨树活佛”，结果引来头头们的吆喝，即“迷信、信佛、重新背诵”等叫骂声，结果第二遍又将“严肃活泼”读成了“杨树宽播”，且解释说是科学种树，需要“宽播”，弄得人啼笑皆非。又有一名头头诬告其中一名为村小学教员且患有肺结核病的批斗对象隐瞒了家庭成分，当这名姜姓老师平实的辩解说，“我没有隐瞒，你们可查我的档案”，结果又引来头头们的怒吼，“什么！党案？你家庭地主出身，什么时候入的党！”真是令人有口难辩。
说到背诵语录，文革运动中还有一段时期，人与人见面后，要先对答语录，然后才能打招呼、办事。顾客在商店买东西，要与售货员对语录，如先说“为人民服务”，答说“纪念白求恩”，或对答其他语录，然后才能问价、买卖。那时候俺在去乡中学上学、放学的路上，总会遇见家在乡里而被下放到村小学教学的刘老师，记得头两天，语录对答很庄重，很严肃，后来对答得就很牵强了，再后来，说完，双方对答时都会不自觉的笑了。以至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参加工作任教师后，与当时的同行刘老师偶尔见面，还将此作为笑料。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些头头们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里，转眼成了农村基层干部，但在他们的领导工作中，仍然会出现一些很“革命”的故事。记得一九七六年春清明节过后，俺正在村生产队劳动。那时生产队种玉米按上级要求说是科学种田，要拉绳横垄种，很费时费工。要求要每一块地里的玉米株都要横顺笔直成行。因此，在种玉米时，最前面的是左右两个用扎枪绑着长绳进行拉绳的人，绳上缀着与要求的玉米株距距离相等的红布条，红布条是后一组刨坑的人进行刨坑的标志，只有这样，才能使长出的玉米株横垄成直行，株距相等。刨坑人后面依次是点籽、施肥、浇水、培土工序。当二十几人同时举起镐头，再同时对准标志落下，周而复始，后面又是一行行其他工序人员，这犹如赵本山小品《红高粱模特队》里描写的那样，劳动场面确实很壮观。于是，俺油然而生的喊了一句话——“这个场面谁见得了！”结果，这句话却惹来了麻烦。由于劳动过程的单调，“这个场面谁见得了”，伴随着举镐、落镐的节奏，一传俩，俩传仨，一会，大伙全喊了。谁知道，这句话，与近期报纸上报道天安门“四、五事件”被镇压的人们说的“这个场面谁能镇得了”太相似了，仅有一字之差。于是，立即触发了在场“监工”——造反派头头出身的大队包队干部m某某的政治嗅觉，m冲出来立即制止，“这个场面我就镇得了！”你们有的人竟想与天安门闹事反对领袖的人遥相互应，这还得了，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停工追查幕后“阶级敌人”。查来查去，最后弄到俺这初始喊话人的头上，结果俺这返乡劳动的青年又不是他想象中的“阶级敌人”，而他这个头头又需要台阶下，于是，发了一阵淫威，让俺写出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作祟”的检讨，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等于资产阶级，而俺这文革期间高中（九年制）毕业的返乡青年只能自责为小知识分子了，而小知识分子头脑里一定会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了，写出一纸检讨后，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