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网上认识一个女人，是处对象的那种。女人比我小六岁，在北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做审计工作，年薪六十万。女人称我为梵高第二，我说我已经转行了，现在是写作，女人仍然笑说，一样还是穷酸文人。女人说她一个弟弟，弟弟在机关是小车司机，媳妇也是和我一样从事艺术行当，拉小提琴的。每次，女人都说，你放下电话，我打回去，别让连一碗面条都吃不起的梵高第二花钱了。一聊就是四五个小时，大都把我的电话打一两次没电了。一两周之后，女人迫不及待地要和我见面，我说我最近心情不是很好，等一等吧，女人说为什么，我说让我酝酿一下，感觉好了，我们再见面。女人不依，女人每次电话都说必须见面，她那样子再不见面，我都感觉过意不去了。
我去女人的工作地点魏公村，必得在六里桥倒车。六里桥在北京的西三环。我第一次来六里桥的时候，出了一次难题。那天只记得我朋友说，你到六里桥倒车，我上车的时候问乘务员，到六里桥吗，乘务员说到。我下车的时候，很顺利地转车了，一路顺畅地到达了。回来的时候，听乘务员说六里桥站，我边踏上了车，结果下车的时候，傻了，一看这是哪里啊，一问，人们说六里桥啊，我说不是这样的啊。有明白的人知道了，他说六里桥分六里桥东，六里桥北，六里桥西，六里桥南，你应该在六里桥北里倒车。好家伙，我这是坐六里桥东去了，怪不的一看模样变了，感情六里桥东和六里桥北之间还相差好几站地哪。
北京坐车，很少遇到有座位的时候，不过，我这次一上车，还真是遇到了一个座位。像我这样的年龄，坐在那里要是赶到车上都是小年轻的，就不用让座位了。有一天，我和女儿乘车，是乘321高速。321这辆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凡是想有座位的人，你就去后面排队，队伍很长，一条队伍排在马路上蛇一样摆着长长的尾巴。每个人排到车前至少要半个多小时，但每天都有一条长长的队伍。车是到队伍前拉上排队的乘客，当然这里每天都有专门维持队伍的人员，不然，中国人还到不了自觉排队的那个地步。车拉完排队的乘客，再开到前面拉那些没有排队甘愿站票的那些乘客。我和女儿也没有什么事情，站在那里排队，那天还真气人，一直没有车来，不用问就知道堵车了，我和女儿一直站在那里，腿都酸了。车是在我们几乎失去了耐性，才喝醉酒一样晃晃悠悠地开来了。更可气的是，队伍排到我们爷俩，车上的座位满了，只好继续等待下一辆车。谁都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放弃了再去前面挤那些没有座位的站票了。等吧，只有等待。没有想到，更没有想到，第一辆车和第二辆车相差的时间竟然达到了四十多分钟，尽管这样，也只能是等待，因为你不等待也没有车来。我们总算是坐上了车，把两条格外酸楚的腿找到了去处。没有想到，车把哪些站票的乘客拉上来的时候，乘务员却让我女儿给这些人之中的一位让坐。我急眼了，我们是用那么多的时间废了那么多的劲换来的座位，为什么还要给没有排队的人让坐，这岂有此理。我普通话学的不好，京话又没有学会，只能用辽源的zhizichici不准的土话骂了乘务员，乘务员没有说话，她明显感觉自己做错了，这简直是在助长了邪恶势力，为那些没有公德的人开了绿灯。这样下去谁还排队，不全都去拥挤疯抢上车了，而且还有人给座位。
魏公村我是第一次来，以前总是在车上路过，北京的街巷都是正南正北，我到了那条南北走向的街头，给女人打电话说到了，她听说我在南北街说正好她也在这条街上，我们正好可以碰头。我问她着什么颜色的衣服，她说她穿一件蓝色上衣着一条绿色裤子，还有一件护臀小裙，挎一个女式粉色坤包。我一听，一边走一边仔仔细细地观察街两边的行人，看有没有这样打扮的女人。没有，一个也没有，这怎么回事？我只好给女人打电话询问，结果我们不在一条街上，是我没有分清南北街。说起来也是好笑，我这个人一出门，就不会辨别街的走向，那天我在分钟寺找一个地方，找来找去，对方告诉我他们的位置在街北，我不知道街的那面是北，只好去问一个在街边摆摊的男人，男人一听笑了，操着一口东北土话说，你真不知道北了，说后，我们大笑不止，把一街的人笑怔住了，歪着脑袋朝我们这里观望。那场面，我们真的很酷。
女人一见，让我非常失望。什么蓝上衣啊，是一件黑色的只有一点点深蓝的衣服。据她说是捡她妈妈买回来不穿的衣服。裤子也不是绿裤子，我当时就想，这个年龄了，怎么会穿一条绿裤子呢。坤包也不是粉色的，我显然怀疑女人是不是色盲。并且对女人的年薪六十万大打了折扣。
女人显然对我满意，一脸的春风。
女人翘起的臀部，滚圆绷紧洋溢着青春气息，只是胸脯平平，脸上少有青春光泽，还是没有掩盖住岁月的留痕。
女人抱了抱我，我没有感觉到她的高耸滚动，只是感觉出了她悸动的心跳。北京的街头不像辽源这样指甲一样的小地方，大街小巷随便一望都能看见拥在一起的男女热烈地接吻。
我挺着一个不伟岸的胸脯，绅士地把女人让进了“李先生的面馆”，请女人吃了一套七十元的牛肉面，我吝啬地给自己要了一套三十元的牛肉面。吃完后，我们各奔东西，真正地永远地各奔东西了。
我对女人说，拉黑吧。
女人说，那就拉……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