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位“21岁的女大学生”自杀，对此，海天怡怡朋友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指出自杀者三处不妥：自私，不孝，不负责任。随后梅骊老师发文对自杀现象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自杀者的类别进行了补充。海天所说的自杀者限定在压力过大的正常人；梅老师在此基础上，还提到精神病患者、贪官污吏、凶穷极恶的刑事犯罪者等，并且认为对不同的自杀者应该不同对待。
梅老师认为，对于自杀的贪官，我们绝不要去同情惋惜，“甚至我希望中国的贪官们以自杀谢罪于天下”；对于自杀的“诸如爆炸、投毒等等活动”的刑事犯罪者，梅老师认为“这种东西死有余辜！他们活着，别人就不能好好的活，让他们都去死吧！”说法虽然不无偏激，但笔者完全同意，甚至拍案叫绝。
不过，对于那些因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人，梅老师认为局外人难以知晓他们的自杀理由，最好给予理解，而不是“严厉的道德审视”，否则“他们的灵魂是不会得到安宁的”。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苛同。
闭上眼睛，世界就不存在，活着的人说得再多，对于死者来说，除了灵魂“不会得到安宁”外，也没有别的作用。我们对轻生者予以“严厉的道德审视”，更多的其实是为了活着的人。
当代社会发展迅速，竞争日益激烈，价值观日益向拜金主义倾斜，这必然导致一些内心敏感、感情丰富者的焦虑。
这些人如果在现实中遇到很大或很小的挫折，往往喜欢采用极端的方式向世界展现他的力量、决心、厌意。先拿学生来说吧，现在媒体经常有学生自杀的报道，而原因居然是考试成绩不好、被老师批评、受同学歧视，等等，总之在成年人眼里看来是很微不足道。然而，对那些心智远未成熟的学生来说，这些因素会诱发他们深心的自卑感，从而错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是处，从而采取喝药、跳楼、投水等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证实自己的力量——我死了，让你们着急去吧、忏悔去吧、难受去吧……
这是通过自杀来展现自身力量的，再说通过自杀表明决心的。这一类多为殉情自杀者。热恋中的男女，如果一方因意外而去世，另一方受情所困，为了表明自己相从于地下的决心，因此自杀；或者一方出于别的因素（诸如被现实条件所干预、遇到更优秀的情侣等）而结束了恋情，另一方伤感于恋情的夭折，为了表明自己对这段感情的执著，于是走上轻生的小路。
还有一种是通过自杀来表明厌意的。这种类型的人多半是现实中事业上的不得意者，由于物质的贫困（如破产、负债过多、买不起房子结不起婚、因穷而无法恋爱等），导致他们对世界失去热爱，对生活失去信心，“活着没个奔头”，因此对现实充满了厌倦，从而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

笔者相信，如果再给这些轻生者一次机会，他们多半不会再去选择自杀。死一个学生，除了亲人悲恸、当事人（如批评他的老师、歧视他的同学）不安一段日子，学校的教学秩序暂时被打乱几天外，时间稍长，一切便会沿着先前的轨迹开去；殉情的自杀者，如果重生一次，就会对所谓的感情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而且还有可能遇到更合适的情侣，从而不再一颗树上吊死；因物质贫困而轻生者，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重生一次，很有可能就咸鱼翻身，或者调整了自己的价值观，知道了黄连树下可弹琴，因而不再自杀。
这是常态下的自杀者，那些非常态下的自杀者则另当别论，例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兄弟、投江的屈原、将猎枪放进嘴里扣动扳机的海明威、含着煤气管的川端康成、剖腹的三岛由纪夫……。事实上，这些人的自杀行为也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至少不应受到后人的讴歌。孔丘把伯夷兄弟封为道德的最高典范，其实当时周朝文王可谓英明，商朝纣王可谓暴虐，伯夷兄弟弃明投暗，甘作前朝遗孽，饿死简直是活该；屈原为了求得楚王这个“美人”的垂青，绞尽脑汁之后自寻短路，也算是糊涂蛋（当时诸侯并起，他完全可以到别的地方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只限于楚王楚地，也是狭隘的地域观念造成的）；海明威、川端康成等人玩了一辈子的文学，追求了一辈子的美学，结果却被美学玩死，这也是曲解了美学的缘故——美学的本质是让人活得更好、更尊重生命，而不是更坏、更鄙视生命。
当然，也有真正让人敬重的自杀者，比如不吃外国救济粮的朱自清、不堪忍辱而跳进太平湖的老舍。前者展现的是一种民族气节、一种不吃嗟来之食的硬骨头，后者同样也是了维护生命的尊严与完整，因此以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为生命画上一个凄美的句号。
现在是所谓的“太平世界，朗朗乾坤”，人们更多的是活在常态当中，非常态的虽然有，但毕竟不多。因此，对上述那些为了表明自己力量、决心、厌意的轻生者，我们需要的是“严厉的道德审视”（不仅是因为他们给亲人朋友带来的严重伤害，而且更多的是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摧毁性伤害），而不是什么同情。
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理性地、认真地、努力地活下去，就算“他们的灵魂是不会得到安宁的”，也顾不得这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