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上了年纪，大概都喜欢怀旧。
自从小学毕业离开家乡去县城上中学，时隔五十余年。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也有时会回故乡看看，但总是走马观花，心不在焉，来去匆匆。
现在退休了，闲来无事，便经常产生想回故乡的念头，想去看看我出生的老屋，想去登我斫过柴茅、採过野果的小山，想重游我洗过冷水澡、和小伙伴打过水仗的消泷河，想走走我曾经走过不知多少遍的田间小路。有时回去一住许多天，竟舍不得离开。
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条河。田园房宅，鱼塘小路，花草树木，现在感觉是那么亲切，那么值得我流连忘返。
清晨，赤脚走在蜿蜒曲折的田间小道上，迎着初升的朝阳，沐浴着阵阵吹来使人心旷神怡的清风，呼吸着充满稻花香味的新鲜空气，脚底感觉松软舒适，心里洋溢着温馨喜悦。
抖抖沾在裤脚上的一颗颗露珠，却抖落一串串五彩缤纷的回忆；走走密如蛛网般的田间小道，却走出无穷无尽的恋乡情结。
这就是我采摘过杜鹃花的山坡吗？这是我摸过鱼儿的小水沟吗？这是我放过牛纳过凉的樟树林吗？这是我和小伙伴们一起捉过迷藏玩过游戏的古祠堂吗？
一切都已经改变。山坡已经开垦，深深翻耕过的红土里种上了芝蔴花生。昔日的小水沟已经扩大挖深拉直，铺上了U型水泥槽，水流是更多了，更清澈了，可惜水里并无游鱼。河边的樟树林依然茂盛，数百上千年要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古老的大樟树依然参天挺立，可樟树的数量减少了许多。1958年那次大炼钢铁，砍掉了不少大樟树做风箱吹土高炉，至今还遗留着光秃秃的树兜和裸露在沙滩上的树根。祠堂门前的场坪铺上了水泥，门前的大池塘修整了塘堪，建起了约一米高的围堰。祠堂周围的几幢土砖房东倒西歪，无人居住，无人修缮，乡亲们都盖起了三、四层高的钢筋混凝土砖瓦房，住到了离祠堂几十米远的通往镇里的乡村公路两边。一条长长的新农村街道向我这个久别故乡的游子展示着新社会新农村的新气象。街道两边办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小超市、卫生所、文化站和农资供应站。只有那古老的祠堂，斑驳的马头墙，被虫蛀蚀的百孔千疮的横梁立柱和油漆脱落的大门，在默默地向我述说着当年的情景。
象我这个年纪的人是非常幸运的，没有经历过炮火硝烟，更不用说去抛头颅洒鲜血，出生不久就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赶上了新社会的好日子。我们在和平的环境里愉快生活，在五星红旗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下健康成长，我们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我们玩，我们唱，我们跳，我们做游戏，是那样的无忧无虑。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到不满七岁上小学，那一段日子是我感觉最快乐的日子，其中很多生活乐事，幼稚童趣，虽远隔数十年，但至今时时想起，记忆犹新。有的生活片段在我脑海中一直烙印清晰，难以磨灭。
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村里办起了学校，穷人的孩子也可以上学了！这是乡亲们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和我一般大的孩子，甚至比我大四、五岁已经步入少年的孩子，都来到村里的祠堂读书。人民政府给我们派来了老师，教我们识字学文化。从此，村头巷尾响起了嚷嚷的读书声。以后，随着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多，村小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完小，学校搬到了离村子一里多路远的一座庵堂里。四年之后，我从这座古老的庵堂中走出家乡，去了县城，去了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
大人们的心情比我们这些孩子更加快乐，更加喜悦。他们从旧社会走过来，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由以前做长工打短工、被压迫被剥削的贫苦农民，变成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新主人。他们以前受苦受难，拼死拼活，象牛马一样劳累，可总是过不上温饱的生活；现在有田有土了，生活有了着落，而且对今后的生活改善有了新的憧憬。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充满激情。
父辈们把这种激情挥洒在孩子身上，抒发在生活劳动中。他们辛勤劳动，创造财富，为了他们的翻身得解放，更为了我们这些孩子能生活得更美好。他们是受过压迫剥削、饱尝艰难困苦、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一代人，他们深知受压迫剥削是什么滋味，不愿意让孩子们再遭受这种苦难，回到他们那个艰难的生活环境。因此，他们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一心一意建设自己的家园，一心一意为孩子们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我的快乐幸福的童年，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共产党和新中国给予的，而具体说来是父辈们为我们创造的。
父辈们那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那种勤劳俭朴、诚实善良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在劳动中，在生活中，在为人处事中，这种精神美德时时体现出来，事事给我们这些孩子以心灵的启迪。他们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优良品德浇灌我们，哺育我们，使我们能健康成长。想起那些感人至深、无法忘记的生活片段，我便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一代。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正处在由童年转向少年的成长发育时期，正当我们的身体需要营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加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负面影响，老百姓陷入一个缺吃少穿的困境。我们这些孩子，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发育不良。幸好时间不长，只有三年便挺了过来。以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该上大学的时候，因“运动”而大学停办。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能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初中毕业后没有上高中，而是读了师范学校，尽管没有全部学完三年中师教育的全部课程，但还是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当了人民教师。
说我们是“不幸一代”的人可能没有想到父辈所经历的苦难。他们拿我们遭遇的这点“不幸”和现在生活在无比幸福中的青少年相比，这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得好不好，不能和现在的青少年相比，要和我们的先辈比，这才是合情合理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我正是读小学五、六年级并走向县城读中学的时候，也正是我长身体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我小小的年纪，便参加了大炼钢铁，到离村子几里路远的钢铁基地去砸矿石，把手砸得皮开肉绽；去二十多里远的深山老林挑木炭，累得瘫在路上回不了家；在县城上初中吃不饱饭，上课时饿得实在难受了就趴在课桌上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