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坦的四川盆地，成都的西南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眉山，在美丽的眉山，有一个清雅的地方叫三苏祠。三苏祠，顾名思义，是苏东坡的故居，眉山人向来以当地的三苏故居为傲。
在苏轼存在的北宋，眉山被称为眉州，一条蜿蜒的青石板路直抵苏家宅门，路两旁卖糖葫芦、臭豆腐的，滴滴答答吹唢呐的，什么都有。
我曾多次游览三苏祠。走进三苏祠，感受最深的，一是人，二才是景。
三苏祠的景是和大多园林大同小异的：青山绿水，茂林修竹，亭台轩榭。可是人构成的景观是其特有的。你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看见眉山人的足迹和身影：披风榭中，主妇们悠闲地唠着家常；来凤轩里，年轻人愉快地合影留念；抱月亭里，孩子们爬上座椅跟水下鱼儿说话；青石板路上，几个爱好书法的人各持一支又长又粗的笔蘸了清水在地上书写大字。这几个字刚写完，先前那几个又干了消失不见，但书写者从来日复一日乐此不疲。他们是民间的书法爱好者，是三苏祠里的书法家。长廊中，几十个老人组建了一个老人乐团，拉二胡，吹笛子，唱老歌，跳旧舞，自娱自乐。他们每天吃过早饭便聚在一起，从《东方红》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从《太阳出来喜洋洋》到《山路十八弯》，从不迟到，从不缺席。
三苏祠俨然成了人们的精神归宿地，成了眉山人情趣生活的一部分。三苏祠每天游人如云，喧嚷繁华。人人在其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而不一定都是来参观。我想，三苏祠包容万象的这种博大胸襟，也许正是苏东坡赋予的。
坡翁一生坎坷，一再的贬黜却使他心境更加开阔。晚年有诗为证：“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在黄州，遭遇仕途中第一场打击“乌台诗案”后，仍能慷慨面对。一日上街，苏轼碰到了一个壮汉，那人野蛮地把苏轼推倒在地：“你是什么东西，敢碰老子？”而苏轼坐在地上，却笑了起来。早在此前，苏轼就名贯天下，而这个壮汉竟不认识他。苏轼回家，喜笑颜开，给好友马梦得写了封信：“自喜渐不为人知……”慷慨与大度陪伴苏东坡走过一个又一个坎坷，日月流转乌飞兔走，不变是坡翁纯纯的笑脸。
贬到惠州，是因为四十余年的好友章惇的陷害。一般人可要难抵郁闷，可苏东坡淡然一笑，打坐，炼丹，做美食，酿酸酒，写和陶诗，一切照旧。惠州艰苦，而苏轼不时放声朗诵陶潜之《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有作家这样说过，政治牵扯苏轼的神经，田园导引苏轼的梦想，两者像是钟摆的两端。而我认为，苏轼无论停在哪端，都是一种泰然。出处自由，这自由只有宽广无垠的心胸才能拥有。
苏东坡在儋州。儋州的自然条件应是极苦的了：“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但苏轼又找到了另一种生活乐趣：他开始学海南土语，和当地人交流，黎人也学他眉山语音的“官话”。后来章惇失势，章惇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给东坡，望其原谅，苏轼回复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损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过程，也许正是因为落难之后，东坡的生命里开始有另外一种包容，另外一种力量。他曾说：“吾眼中人人皆好人。”我看到了坡翁开心一笑，脸上红霞飞，嘴里露出掉落了门牙的空缺处。
东坡包容，因而三苏祠包容。无论民族、宗教信仰、曾经经历、美或不美、幸福或不幸，三苏祠敞开大门欢迎，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最真挚的心灵问候；所有的喧嚣私语都是世界的声音，生活的声音，三苏祠欣然聆听。你可以大清早来三苏祠听鸟鸣，可以带上一本书坐在亭子里放松，可以在船坞上躺下眯一会儿，也可以跟着林子里“练功”的人比划几下子，或是几个人围成一桌吃茶、打麻将、瞎侃，过一种眉山的生活，悠闲，自在，顺遂心意。
苏轼之包容，不仅在于包容他人，更是对重重苦难的一种包容。真正的大师不在于克服苦难，而是把苦难努力酿成滋养自己的养料。正如哲学家艾尔弗雷德所说：“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只有在那些苦难都过去之后，生活才会真正开始。可后来才发现，正是这重重苦难构成了我的生活。”苏轼之为苏轼，亦在于此。
我在三苏祠里逛了一大圈后，坐在百坡亭上，看人来人往，观远树近水，听人声喧嚷，忽然懂了：东坡的精神来源于生活的锤炼，东坡的一切包容都是来自于生活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