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里父亲是极其严厉的，尤其对是对做女儿的，儿子是他的掌上明珠。也许是生活的担子太沉重，我很少见到他的笑脸。所以在家说话做事，我一向小心谨慎，唯恐令他不悦而使我遭受白眼或是巴掌。也所以，我和他很少有近距离说话的可能，更谈不上心灵上的沟通，在我眼里，他没有一丝亲切感。
十九岁，我逃离了他的视线，我不愿遭受他不屑于与我交流的尴尬。
然而在他患病的时候，他躺在四周充满了来苏味儿的医院里，因无助而显得格外慈祥，让我看到一直严厉的父亲竟有慈爱的一面。他几乎天天躺着，医院里柔和的灯光照着他宽阔而明亮的天庭，他常常会漫不经心地微笑，对守候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记得那是他临走的前两天吧，我请了假回去看他，他显得憔悴不堪，连坐起的力气都没有，只抬了下手，让我坐在他的身边。因为瘦弱加上浮肿，感觉病情并没有怎么改变他的模样，反倒变得慈眉善目了。
那晚我在医院照顾他。
他一向不习惯开灯睡，但那天，他执意不让关灯，眼睛盯着光源，一眨不眨在看。他睡不着，他太清醒了。对自己的病，他从不询问，但从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照以及他兄弟姐妹的朋友频频的来访中他是感觉到了，他不问，是不愿面对。当时我这样想。
他的沉默不语让我担忧，我怕他对自己不见好转的病情想入非非，就试着和他聊天。我以为他会不屑，他对我逆来不顺受这一点极为不满，在三个女儿中，最看不惯的就是我。他给我下的定语是任性，固执，眼里没有老人。而父亲那天却用极其平静和缓慢的语速和我说着。他也许知道人之智慧与能力的极限，所以对死亡不再畏惧、不再惊骇，对我也宽宏大量了吧。
我对父亲的惧怕也从那刻消失，原来父亲也有一副柔软的心肠啊。父亲语调平静地给我叙述他的历史：他14岁只身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做工；二十多岁与我母亲成亲。我母亲出身不好，是地主的千金——并在十年间相继有了我们四人，弟的到来，让他完成家族延续香火的使命。所以他在兄弟几人中享有长子的威望，地位无与伦比，就如今天的弟一样。父亲是有责任心并深爱着母亲的，在六十年代企业大面积门闭，部分职工要返乡的时候，父亲的头发一夜全白了，那时刚有了我，他怕我们母女三人被发配到农村，遭遇家人天各一方的别离，所以他一晚没睡，醒来母亲便看到他花白和头发。但命运关照了他，至今母亲她们安然地生活那个城市。但父亲的话却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从我懂事起父亲的头发就是花白的原因了。
父亲那晚给我讲了很长时间，他不时用舌滋润干涸的嘴唇——他坚持不让我用棉签为他湿润。直到他疲惫地不再作声。我对父亲根本的认识就缘于那一刻，在他平静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并不看我，只看着裂了一条细缝的天花板和发出柔和光芒的灯，这和之前那个常常紧皱眉头、动辄训人的父亲判若两人。这至善的一面至今让我想起都会热泪盈眶。
他在不停的叙述中，两颗松动的牙齿就顺着他的呼吸而晃悠，但父亲是坚持不让拔掉的，大约他是想保全一个完整的人身走完73年的路程。
后来每次给父亲扫墓，我都会一边扬起花花绿绿的冥钞，一边乞求他老人家：爸，用这些钱给自己装一副好牙吧，那样就能吃各种营养的食物，身体就能健康，就能在那个世界万寿无疆！
其实，没能在他生前配一口好牙，一直是我的遗憾。而父亲在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时候，也是绝对不会勉强我们为他做一些事情的，他不愿受惠于子女，他的性格注定不会求人。他做了有名无份的医生几十年，用今天的话叫自学成才吧——他用针灸、中草药让那么多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但对人家从不收一文的酬金。便是在很贫困的年代，他也会坚定地把人家留作答谢的蛋糕、苹果之类让我们如数返回。他刚退休时一位在任的厂长患了腰疼病，跑了多家医院治疗无果，托人找到了父亲。有二十多天时间，父亲吃过晚饭，夹着他的针灸盒就出去了。厂长很快康复，亲自为父亲送来一双牛皮鞋做为感谢。父亲不好驳厂长的面子，留下了。等人家前脚出门，父亲立刻让我还了回去。别人劝说父亲说，既然不收东西，求他把我妹的工作调个好点的也行。父亲像没听到，自言自语道：儿孙自有儿孙福吧。他很清醒地知道，只要自己还有能力做事，就决不会求人，为下一代更不会。所以，我们一直在长满青苔的茅屋顶下住了很久，我姐下乡四年后考试进了工厂，我也在招工考试中名列榜首，小弟更是没有依赖任何家庭背景读完大学后走出了国门。为这，母亲没有少和他生气，他每次提起，他都会以为那是他的骄傲。
在他最后的日子，他的话很少，思维清晰而活跃。那晚的聊天也是奇迹，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和父亲这一辈子说话的总和了。
常常我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会想起和父亲的那次聊天，这让我对他的耿直和隐藏其中的善良无比感动。那次聊天不仅改变了我对父亲的认识，更让我在父亲离开后，心里少了些没有与他亲近和沟通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