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我踏着自行车，又一次专程来到南宁市北宁街，位于共青团南宁市委对面的王守仁讲学处。
其实，所谓的王守仁讲学处，今天已经没有一点一滴的历史尘迹可寻。据《邕宁县志》载：“敷文书院，在北门街口，即县学旧址。明嘉靖七年，新建伯王守仁征思田驻邕时，建有正厅，东西廊房，后厅，日集诸生，讲学其中。后人因立公像于后厅，春秋祀之，名为文成公祠。”据说敷文书院民国初年尚存，现已殒灭无觅，代之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区。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块石碑而已。这是一块约五尺高一尺宽的石碑，刻着“王文成公讲学处”七个楷体字，就是讲学处的全部。在一幢比左右商铺向外突出数米且外表装璜得很是个性张扬的商业楼下，石碑就静静地嵌立转角的墙壁下方，一条PVC排污管沿着墙壁紧贴着石碑从上而下，路人或款款散步或脚步匆匆，根本无视或无暇顾视这块和墙壁连为一体的石碑，只有旁边一个单位门前那窄小的花坛里几丛花草几片绿叶在有意无意地陪伴着它。
寒风中，我仿佛听到耳边传来一阵吟唱：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不是先生在天泉桥上的论道么？我环顾四周，除了往来车辆和行人的喧嚣声，哪有什么吟唱论道声？可我又分明听到了，分明听到了先生正在敷文书院里的讲学声音。我还分明看到了，日益消瘦的先生，不时的长时间地大声咳嗽，气喘吁吁，但却在用生命之烛残余的最后一点亮光，对学生阐述你“从百死千难”的实践中得来的“知行合一”学说和“致良知”学说。先生双目烔烔，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掷地有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明嘉靖六年，广西思恩、田州发生少数民族起义。朝廷调四省兵力却无法剿灭，不得已再度起用先生。此时先生患肺病已年深日久，但是，为了尽个人的一点微薄之力以维护明王朝的社会秩序，为了诚心地履行自己追求一生的不昧“良知”，先生仍然抱重病之躯离家赴任。一路上，先生经过调查，认为少数民族起义是军政日坏，且处置不当引起的。次年一月到南宁，即遣散征讨大军。在先生运筹谋略下，二月，不费一兵，不伤一卒，迅速而又和平地解决了广西思田土司之乱；接着又用计袭击八寨、断藤峡，仅历时一月，全部平定了更是长达百年之久的瑶民起义。痛定思痛，先生以为，用兵谋为先，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应以争取民心为上。于是先生着手实行政教合一的安定地方措施。先生以为教育乃“风化之原”，是头等大事，首立思、田学校，并行文有关部门，指示原来的地方学校，只要有生员，即可以增加办学经费。六月，又兴办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一时民风向学，稳定了社会秩序。
嘉靖七年十月，先生病重，且全身肿毒，又久泻不止，先生自知来日不多，于是上疏请求辞职回家乡治病，几天未见朝廷回复，便将日常事务交付广西布政使暂时代理后，登船沿江而下。按先生的设想，朝廷在接到其疏后，会很快派人接任，这时可在途中进行公务交接。不料吏部尚书桂萼却扣匿不报，先生并不知道，自己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过是拖延了自己治病的时机，而永远等不来与自己公务交接的接任者！行至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铺码头，病情恶化。临终前，时任南安府推官（专管一府刑狱的官）的学生周积在侧，先生睁开眼睛，徐徐地说：“吾去矣！”周积忙问：“先生有何遗言？”先生微微一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说完，便瞑目而逝。时为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元1529年1月9日），享年五十有七。
士当弘毅，任重而道远！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达到至仁至智的境界，一直在不断修炼自身。先生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先生十岁读“四书五经”，十五岁客访居庸关、山海关，考察边关山川形胜；十七岁时就立志成为“圣贤”。郭沫若先生曾这么说：“一种不可遏抑的自我扩充的努力明明是在他青春的血液中燃烧着的。他努力想成为伟人，他便向一切技能上去追求。人所一能的他想百能，人所十能的他想千能，人所百能的他想万能了”。中国哲学史上和先生有关的趣闻如“守仁格竹”、“龙场悟道”，就是先生对道执著探索的记录。怀着成为圣贤的热诚和疑惑，先生去实践朱熹的“格物穷理”，希望从中参透天理。在竹子面前守了七天七夜，不但没有得到“理”，却得了感冒。先生病倒了，他并没有从竹子中参透什么，反倒是对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理论产生极大的动摇。在贬谪龙场的日子里，与他同来的随从不堪恶劣的环境一个个病倒了，先生就亲自劈柴取水做饭照顾他们。还咏诗歌，调越曲，杂以诙笑，为他们排忧解闷。一天夜里，在随从们都已睡着后，先生想：若是圣人处于此情此景又能怎么样呢？想着想着，忽然大悟，脑子里一下子亮堂起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原来圣人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而且做圣人的道理和根据不在别处，就在自己天生的本性及道德良心之中，“心明便是天理”！先生完成了史称“龙场悟道”重大转变，创立“心学”、“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促成了宋明理学的终结，促进了中国哲学的转向。
先生是有明一代的一个传奇，也是中国历史人物的一个传奇。先生穷尽饱受磨难的一生，努力追求其人生的最高境界。刚踏仕途，就因犯颜直谏直斥权奸被下狱廷杖贬谪和追杀；讲学则被指为异端，明令禁止；后虽居高位，但却要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既要冒生死迎矢石又要对付来自上层统治集团的嫉妒和陷害。即便死后，还遭吏部尚书桂萼的弹劾，在重复一直原有的“叛军同党、私呑财产、滥冒军功、拥兵谋反、散布伪学”的罪名上，又加了“擅离职守、恩威倒置”等罪名。而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在人生实践、道德实践中培养起来的“良知”信念，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事功。清代著名学者王士帧说：“王文成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但先生最为自豪的还是创立学说，从事教育。先生曾在贵州设立龙冈书院，在江西修建濂溪书院，在绍兴、余姚开辟稽山书院、创立阳明学院，在广西兴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还曾受聘为贵阳书院的主讲，并集门人于白鹿洞讲学。先生下葬时，前来送行的弟子门生数以千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