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代的伟大诗人陶渊明，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就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没有战乱，没有压迫和剥削，人民安居乐业，民风古朴，友好交往，风景也极优美宜人。这个美好的世界就是他所写的桃花源。
正如《桃花源记》所写，桃花源虽然历历在目，令人心向往之，却又扑朔迷离，邈远难寻。是的，桃花源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末年，社会黑暗，政治极其腐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少有大志的陶渊明本想兼济天下、施展自己的才干，大有作为。可是在那个士族统治的门阀制度下，出身非世家大族的他，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陶渊明纯洁自然的本性，不慕荣利，闲静恬适的清高精神，与龌龊的官场格格不入。正如他之后唐代诗人高适所写，“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又如李白所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自己在《归去来兮》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可见他做官的时候，实感觉无限痛苦。他头一回出佐军幕时做的诗说道：“望云惭高鸟，临水羡游鱼。”在常人看来，做官也不是什么对不住人的事，何况从物质上讲，从社会地位上来讲，比当个乡下普通农民不知要强多少倍。虽然他最后一次当的县令，官虽不算大，但大小也是个“正处级”，这就是搁在现在，也是多少人削尖脑壳、梦寐以求的职位呀！还是梁启超理解陶渊明，他说：“渊明在官场里混那几年，像一位‘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惭耻悲痛，真是深刻入骨。一直到摆脱过后，总算得着精神上解放了。所以他说：‘觉今是而昨非。’”
如果从“物”的角度看，陶渊明可谓是个穷人，他的晚年更到了乞讨的地步。他为此还写了诗。但如果从精神上讲，从灵魂上讲，他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富人。因为他有一个灵魂的桃花源。文学大师林语堂是这样评价陶渊明的：“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亮古今的烽火……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
灵魂的桃花源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和“自然”。“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指的自在状态，是一种本来的、未经异化的、天真的性格，就像一棵树、一只鸟、一条鱼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当然，这个“自然”与自然界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官场如牢笼，不得自然，也不得自由，只有归田园居才复得自然复得自由。只有返回山林田园，躬耕谋生，而无求于世，才能真正得到“自然”，从而也就得到了自由。
农村劳动，陶渊明写得非常有诗意：“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劳动是艰辛的，劳动也是愉快的。陶渊明与一般隐士不同，与一般文人不同，他为了开垦灵魂的桃花源，他是真的当起了农民，是真的以躬耕谋生的，而不是仅仅点缀点缀生活。陶渊明是真的热爱农村，热爱田园生活，热爱自然风景。不然，他不可能凭空写出《桃花源记》。在这里，虽然形体上疲劳、辛苦，但能回到人的自然本性，过一种自然而然、无拘无束的率真生活。对于富贵，陶渊明也未曾忘怀。他说：“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可见他心中是斗争过的。不过他认为富贵不能苟得，“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也不能违己：“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自由比富贵更重要。陶渊明是真正做到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陶渊明热爱农村、热爱大自然，有他的道理，与他的天性、天趣相吻合。林语堂在《论伟大》一文中说得好：“大自然本身始终是一间疗养院。它如果不能治愈别的疾病，至少能够治愈人类的狂妄自大的病。”大自然“有随心寡欲的功效，使人除掉许多愚蠢的野心和不必要的烦恼。”陶渊明“性本爱丘山”。在他眼里，在他耳中，在他心中，农村，自然界，无一不美。“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怡然之乐，悠然之趣，溢于言表。“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堂前的“清阴”专为他贮存，“清风”善解人意为他开襟。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不以为享受的事，陶渊明觉得已经是最高享受了，它们所带来的快乐远远超过高官厚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好一个“悠然”，只有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就在诗人心中，诗人与南山，仿佛成为一体。在这片风景、这个境界里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诗人感到了，想说出来，又觉得说不出。这种体验的美妙，是无可言表的。
陶渊明为我们开辟的心灵的桃花源，让我们领略到其无穷的魅力。
但愿我们多少继承他的纯洁自然的品性，不要让物欲统治人的精神并成为它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