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1年我女儿六岁，刚上小学。国庆前夕，女儿又一次扁桃体炎生病，给她看病的是医院儿科主任，他建议我们做扁桃体摘除手术。这件事情家人很早就讨论过，因为她的扁桃体已形成病灶，失去的身体防线的功能，但一直不能手术是因为女儿还小，这次决定手术，女儿也不过6岁，且要实行全身麻醉，这是否会影响女儿的智力也成了我们忧心忡忡的问题。医生决定的手术时间让我们又增顾虑，女儿扁桃上的脓点还没有消除，发烧不止，医生就决定施行手术，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总觉得这样不妥。后来我们另外找了一个医术不错的儿科医生，且和我们家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他让我们先给女儿输液控制好炎症，再做手术，并答应他给女儿做手术，不过告诉我们，由于女儿年龄小，这个手术还要一个助手。这些年，女儿一直受扁桃体炎的困扰，我们也想尽了一切办法，保守治疗没有任何效果，抗生素的药已经用到了头孢之类的了。手术能够解除疾病当然是最好不过的，虽然还有我们无法预料的手术风险。私下里，我们也准备好了2个红包，预备在手术前给医生。
九月二十九日，在学校，心里没有国庆大假的期盼和喜悦，课余还在想着女的全麻、女儿的手术。下午，老公打来电话，说我那个亲戚很为难的告诉他，按照医院的规定，9岁以下的小孩施行这种手术，一定要科室主任签字才行，儿科主任以各种理由拒绝签字，所以亲戚决定放弃给女儿手术。毕竟我们拐弯抹角的亲戚，他没有必要为我们据理力争，毕竟他和领导相处和谐才是重要的。接到这个电话，在人前从来不哭的我，忍不住落泪了，为女儿、为自己还为我无力改变的现实流泪。
也许儿科主任吃定了我们非求他不可，但是他也许忘记了一句话，东边不亮西边亮，当即我和在成都的小妹联系。妹很快给我们打听好了医院，我们决定马上去成都。
学生也是我的牵挂，我不想把不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阴影带给他们，抑制我随时都会滚落的眼泪，告诉他们我要带女儿去成都做手术，希望他们在国庆放假之前的最后一天表现得比我在学校的时候还要好，让我能够安安心心，学生们都答应了。我就在我的学校门口上了去成都的班车。
一路上，女儿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不时想呕吐，可是又什么也吐不出来。我捏着塑料袋，心空荡荡的，我不知道等待女儿的是什么。偶尔和老公相视，我们又立即避开对方的眼神，不想看到彼此眼中的无奈，这些年女儿的病一直是我们的心病，一家人小心翼翼的呵护却换不来女儿的健康。女儿不在家的时候，我很害怕听到电话铃声，生怕电话里告诉我女儿又在医院。我曾不止一次祈求上苍，愿意用我的一切来换取女的的健康、快乐和平安。女儿像一只小猫、蜷缩在我怀里，窗外即逝的景物、高速公路闪过的广告牌都激不起她任何兴趣。
到达成都，天色微黑。华灯初上，到处彩灯闪烁，街上行人匆匆。站在街边等小妹，寒风恻恻，看着被风卷起的树叶，我不禁悲从中来，有种孤独无助的感觉，在这个城市，我觉得我们一家就像寒风中飘舞的三枚落叶。
小妹很快就赶来了，和她同来的还有一个叫小陈的，小陈在部队给首长开小车。在车上，我、老公、小妹给女儿指点热闹的城市夜景，想分散她的注意力，不让她老是想着晕车呕吐。可是不到十分钟，女儿难受得捂住嘴，车停在路边，车门刚打开，女儿探出头，呕吐起来。呕吐后，女儿精神好了些，我安慰女儿，要她乖乖的，等这次治好病，我们带她去吃她最喜欢的肯德基，女儿又加了一个条件还要去动物园看动物、去游乐园坐海盗船，还要给爷爷、奶奶、外婆、毛毛、霜霜买礼物。我们一一答应了。
（二）
三十日一早，我们到了位于太升南路的成都市儿童医院，挂好号，等了一会儿，妹约定的医生才来上班了。他叫梁军，办公室门口帖着一长串的有关他的介绍，大约是治疗儿童上呼吸道感染这方面的行家，是儿童医院引进的人才，虽然我知道文字的功效、文章的润色是怎么回事情，可是看到这些文字我觉得自己好像抓到了救命草似的。
梁医生听了我们的描述，用压舌板给女儿做了简单的检查，又给我们开了一大堆常规检查单，我们又楼下、楼下的往返，缴费、排队、检查，对于那些检查，女儿生病时已经不知做过多少次，她都习以为常了。一切结束，已经是中午，梁医生早已下班。
中午后，小妹匆匆忙忙的走了，因为我们的事情她已经推迟了和别人越定的时间。临行时，她担心我们的钱不够，就把自己的卡留给我们了，尽管我们告诉她不必担心，但她还是执意把卡留下。小妹走了，我知道剩下的一切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我们坐在梁医生办公室外，拿着化验单，一边焦急的等待医生上班，一边给女儿编织着病愈的美梦。我们告诉她，病好后，她就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尽情的玩，做他们可以做的一切事情，可以毫无顾忌的吃雪糕、冰激凌，可以到山上放风筝。女儿的眼里闪烁着光彩，不时给这个梦添上一抹色。
梁医生上班后，看了化验单，决定1号给女儿做手术，并且按照惯例告诉我们手术的一些风险，他们采用的局部麻醉，还说女儿年龄小，担心她不和医生配合，他决定只给女儿摘除一边的扁桃，并将手术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12点，告知女儿第二天不能吃早餐。然后让我们去办理住院手续，儿童医院的住院部就在门诊大楼后面，几步之遥，护士征询住12人一间的大病房，还是单间时，老公咬咬牙，决定住单间，大病房每日12元，单间每日60元，这些年因为女儿的病，我和老公是节约惯了的。
我们互相安慰着，局麻到是出乎我们的预料，在家的时候我们还不敢这样想。但是想到要拖到第二天中午才能施行的手术，想到女儿还要为此饿上半天，我们觉得很难受，决定找梁医生再商量一下。
梁医生办公室外长廊的椅子上坐着等待看病的小孩和家长，怕打扰他工作，我们一直想等人走完了再进去，来的人走了，又有人来了，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一直折腾到下班，周围终于安静下来，在办公室门口叫号的助手也下去换衣服准备下班了。我们瞅准这个节骨眼，进了梁医生的办公室，递上了装有500元钱的信封，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说着这些言不由中的话，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蹩脚的演员。然后我们小心翼翼的提出了我们的要求，瞥瞥桌上的信封，那张权威的脸有些缓和：“也是啊，让孩子饿上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