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家并不富裕。也并非单单我家，当时的整个社会都很穷，能用得起手纸、吃得起火腿的没有几家。但我还是不知不觉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朝父母一伸手，张口就说：“一毛钱。”父母大多时候都是从兜里掏出一毛钱，递给我。我兴奋地一溜烟跑了。不一会儿，就搅着二分钱的糖稀回来了。糖稀进到嘴里的感觉很甜很甜，那个时候人生最大的奢望也就莫过于此吧。
可是并不是回回都能要得钱来。他们有时紧咬着不松口，任凭我在一边号啕大哭。母亲每次提到这些事，总是一副很愧疚的样子。听母亲说，有一次我闹得特别凶。那时在姥姥家里，表哥表弟们都在，他们给舅舅要了钱一个个兴奋得跑去买东西了。我不敢跟舅舅要钱，便回来磨母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还是根本就没带钱，母亲没有给我。我带着极度的失望继续央求母亲，她还是没有答应。我便呜呜地哭起来，继续缠着她。母亲用尽了各种办法来哄我吓我，但我根本听不进去，于是就施展开哭的本领，坐在地上，大声哭嚷。姥姥闻声走过来了，也帮着哄我吓我。我越闹越凶，干脆躺在地上打滚。母亲说：“起来，看地上都是鸡屎，衣服脏了就不给买了。”我抹了一把眼泪，对母亲说：“我看着湿鸡屎呢，这里都是干的。”然后接着哭。
回想起往事，母亲总是哭笑不得地说：“嗨，也不知哪一毛钱多重要，当时那么狠心。你姥姥也是，也不说掏出一毛钱。”我听完了，也在叹息自己那么不懂事。
后来我上学了，只会在父母面前撒娇任性的我，在学校又属于很胆小的那类学生，害怕老师的目光和高个头的同学，常常受了委屈也不敢说。直到现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我还常常由于太激动而说不出口。这是我一直以来致力要改正的弱点。因此，另一个关于一毛钱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印象很深。
小学三年级时，有一个老师，他有时也做木匠活，自己造了很多铅笔，很粗糙的木皮裹上一段铅。有一次他来班里卖，五分钱一只。不知怎的，同学们都很疯狂地拥上前去买，弄得老师应接不暇。我也夹在这人群当中，迫不及待地先把一毛钱交到他的手中。待到拿笔时，可能由于他太忙，一直光顾给别人，没理我。我耐心地等着。等到所有人都买完退下了，老师忽然发现了我，便和蔼地问我：“你要买笔吗？”我怯怯地说：“嗯。”“钱呢？”我忽然一阵委屈，不知怎么张口，吞吞吐吐地说：“钱已经给你了。”老师看着我，说：“没有。买铅笔得拿钱，知道吗。”我什么话也说不上来，默默地扭头回到座位上，不一会儿就悄悄地哭了起来。老师马上要走出教室门的时候发现了我，笑着说：“好了，不要哭了，我送你一只吧。”同学把那支铅笔传递给我，我握着铅笔，面对着这种怜悯和安慰，心里越发委屈得难受。
那种难受在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可能长大后抗挫力增加或是有能力为自己辩解了吧。我对这份感情常常难以释怀，也许，他已经惯于用成人的规则来看待一切，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我则太幼稚地认为交了钱就能得到东西。这大概就是成人与儿童文化在不平衡中的一次碰撞吧。
我常常想，如果当时母亲由着孩子的性子将一毛钱给了他，而那个老师仅凭一个孩子口中的话就将铅笔给了他，那幼小的心灵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温暖。孩子的心灵是无比纯真的，因而也是无比脆弱的。于是，在我当了老师之后，对于孩子的小小心灵，我一直小心翼翼，深怕再留下类似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