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与放屁

可能人说话都喜欢带有一种大的性质的东西，比如“豪迈”、“磅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等等，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想办法用上这类词语，就是谈恋爱这种细小温柔的事情，也要“爱你一万年”、“天荒地老”。遇到的是好事，推波助澜一下自然顺理成章，符合人之常情；如果是坏事，也并不违背人的本能反应：吆喝几句“阔”话，自己无形之中便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伟大了不少，那坏事自然就显得渺小些，不值得我们在意了。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带些“大、万、磅礴”等现成的来形容，但话是口说出来的，可以借助语气来弥补这一缺陷。比如几个人在一起喝酒，虽然杯子不大，一口也喝得不多，但那声许多瞎话最后收尾的“喝”字却喊得气势恢弘，排山倒海，似乎一口喝下去的不是一小杯酒，而是整个太平洋。这种本身并不怎么豪爽，但体会起来却豪爽之至的词句还很多，例如“管她娘的”一副独立于世事成道式的超然；孔乙己“儿子打老子”的宽容豁达等等。但究其本质，并非真的豪放，无奈而已。就像街上女孩子们常穿的底子厚得像城墙一样的鞋子，其实谁也不想弄那么大一堆赘在脚上，实在因为自己太矮罢了。
但不是所有事情是我们想大就大的，说话除外，最明显的就是放屁。
放屁不比说话――特别是好听的话，不但不能“磅礴豪迈”，也不能用“管他妈的”、“儿子打老子”等擦边球式的办法对着空气发泄一通。总不能想放屁时就摔盘子，扔凳子来减轻痛苦吧。而且不如“说话”吃得开，因为不敢说话时还可以“道路以目”，或者按照培根所说“当活着的人有言责而不敢言时，书籍是敢直言的。”的方法用手写出来。想放屁又不敢时，的确想不出其它什么人体部位来代劳。也有敢于放的，但只有气味而消灭了声音，让人摸不着风向，不过这已经算不错的了，虽然不够响亮，但毕竟舒坦了一把。
放屁的罪名极多，例如“羞”、“不尊重长者”、“狂妄”，最近哪个科学家又加了一条“不利于他人健康”等。
谈论最好是几个没有辈分的人坐在一起，放就放了，即使不尊重，稀释了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自然就少，不至于有长者骂你：“无知小辈，竟以此种怪异之声反驳于我。”更可怕的是有这长者带头，其他人（包含同龄人）也异口同声地这样说。鲁迅说在中国“改革一两，反动十斤。”放屁这事虽不能比改革，但说到其对“唾沫”的号召力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羞”，我们得和“不利于他人健康”联系起来，我们知道生理上“屁”是非放不可的，只是在于有声或者无声而已，可是这对于损不损害别人的“健康”都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种明刀明枪，一种“杀人”于无形，唯一的结论就剩下“羞”与“不羞”。
所以与其说是我们敏感的是放屁，不如说我们敏感的是屁声。《十日谈》第一日故事四中，修道院院长想和一个女孩亲热，自我鼓劲道：“一桩罪过只要能瞒住别人的耳目，罪名也就减轻一半了。”剩下的那一半罪名之所以不能也消灭，无非是因为天上那无所不知的神。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是没有神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只要能瞒住别人的耳目，根本就没有罪名了。”
狂妄就不难理解了，别人都不敢做的事你却敢，这还不够狂妄？有对屁声过敏的人存在，放屁就无出头之日。人的先天性的东西不知还有好多因为有人对它敏感，虽然近在身边，却隐藏得无影无踪。
东北人因为一句“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而一举成为中国最豪爽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即刻变成最豪爽的生活。但不管喝酒也好还是吃肉也好，毕竟都只是往里放东西，没有拿甚东西出来，总使人感觉空间越渐狭小，并无豪爽可言。而且仔细推敲还不免有“擦边球”的嫌疑；而我家乡之人才算得是豪爽。我家世居南方农村，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村头到村尾见不到几个有字物件。人少，这对于放屁可以说是“恢恢乎，其游刃有余焉”，不怕别人听不到，就怕声音太小反显得空旷。一个响屁即就，舒畅之余且无“不知廉耻”之忧，快哉！这是城里人望尘莫及的；论言谈，错误正确并无明确标准，也不存在什么诸如“笑不露齿”等等的规矩，说了不敬的话，别人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传不出去，就由它去了吧。正所谓“是俩个不识字的渔樵士大夫，俩个人笑加加地谈今论古”，而且谈得更加激情四射，海阔天空；遇上骂架，更能体会南人之豪迈：只见一手叉腰，一手直指对方阵营，下至土地公公上到如来佛祖，左有观音做证右有王母清楚，语气豪迈，包罗万象，管它天王老子，骂得酣畅淋漓，直至筋疲力尽。泼一回大汗，胜似两个小时的健身运动，精神爽朗，百病皆除。这，也是城里人望尘莫及的。
所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但不算豪爽，对于身体也是不利的，相比之下大声放屁，少打些擦边球于身于心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