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进小区门口，总会习惯的抬头看看自家和别人家的阳台。冬阳正暖暖的抚慰着各家各户晾晒的衣被，色彩斑斓，悦目赏心。更有满眼的咸鱼腊肉香肠羊腿夸张地渲染着浓郁的年味，家家年货丰足！春节快到了，又能勾起我那一抹忧伤而又甜美的回忆，关于春节，关于年货，儿时的酸楚，儿时的快乐……
时光倒流近三十年，尽管已经包产到户了，那也还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好在小山村里的大人们都是从六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对粮食以外的其它物质需求也就多了一份坦然和从容，平时绝不乱花钱，俭朴和节约成了不成文的乡风民约。好不容易积攒的一点散碎银两，平时除了到村口王一手的代销店里换取油盐酱醋烟等生活必须品外，攥出了汗也得留着，留着办年货。尽管都知道“年好过，日子难过”的道理，办年货时也得尽量大方点，一年就这么一次。
“吃了腊八饭，便把年货办。”年货的主体是咸鱼腊肉鸡鸭鹅豸，“鱼在塘里猪在栏，鸡鸭鹅豸圈里看。”放塘捕鱼要等腊月二十八九，年三十晚的年饭桌上定有一盆香喷喷的鲜鱼汤了；勤劳的山民们家家都养了一头肥肥的年猪，就等着我四太爷安排一个上好的吉日宰杀呢；苯鸡麻鸭大白鹅就更简单了，圈里有的是，来了尊贵的客人就现宰。至于办其它的年货则要到十几里外的镇子上去，因为王一手的代销店里实在是没啥可买的，除了一大缸盐，一大坛子据说还时常兑水的“八毛冲子”酒，一小坛子酱油，一种九分钱一包的“丰收”烟，就连红糖白糖也经常短缺。年货哪能置办得齐备呢。
我打上了小学开始，每年的腊月初都要随父亲一道去镇子上办年货。父亲是文盲，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以前办年货总是要漏掉一样两样的，甚至还有算错账的不光彩记录。我能识字算帐了，情况便有所改观。头一天晚上，一家人集思广益的采购计划，我拿铅笔记在纸上，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
爷爷是一家之主，慢条斯理说出的总是大事，他提出要办的年货，绝对不能漏掉：对联用的红纸十张，要“万年红”的，太阳晒也不掉色；上坟祭祖用的黄表纸一捆，要竹料纸，烧过后是白灰；鞭炮万万不能含糊，不能浸过潮气，要从大鞭上摘几颗放试试，响声要脆；红蜡烛要本烛，座底下有孔的那种，方便插钎；用于招待拜年客人的“胜利”烟两条，没有就买“春光”的，不能再差了；白酒十斤，要到老陈表叔的店里买，他家的酒不兑水；还有正月用来走亲戚拜年用的红糖、白糖、糕点，每样九斤，回来能包十份，莫忘了索要包糖的纸。还有年画、门神及门头上要贴的“福”字等等。
奶奶是家里的财政部长，同时分管家庭的形象工程。全家人过年时的新衣服，就全凭老人家定夺。“蓝士林布”、“咔叽”、“花洋布”后来还有“的确良”、“涤纶”等至今我也弄不懂的名称，每种几丈几尺几寸，她能算的绝对精确。以至于村里的汪裁缝一看到她就摇头：要都像你一样，裁缝也就没得干了，落不下一寸布头。话虽这样说，活还是屁颠屁颠的接下了。每年我们一家人过年穿的新衣服总是那么合体、光鲜。
妈妈是后勤部长，主要是厨房的那一摊子事。油盐酱醋生姜八角等调味品自然也是年货的主角，打年豆腐用的石膏去年就漏买了，今年可不能再忘了。她一再重申。
大妹妹要红头绳，小妹要扎小辫的皮筋，咿呀学语的小弟也不甘示弱地嘟囔着要灯笼。总之，一样都不能少。
第二天早晨，父亲早早的将我从暖乎乎的被窝里拽起来，接过奶奶递来的花花绿绿的钞票，再担上一担柴到镇上，顺便也能卖上几毛钱。就这样，崎岖山道上的寒风中洒下爷儿俩一路的欢声笑语。
腊月的镇上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到处都是一片火红的景色。
各种年画铺满了整个集市。那时节鲜有什么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的正宗年画，多是油印套彩的劣质货，可仍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喜爱，画面线条虽粗陋单纯，但色彩鲜明、气氛热烈愉快，内容丰富多彩，如春牛图、岁朝图、嘉穗图、戏婴图、合家欢、看花灯，胖娃娃等，并有以神仙、历史故事、戏剧人物作题材的。由于时代关系，样板戏及革命战争题材的往年存货已经少人问津了，而青面獠牙张牙舞爪的“神荼郁垒”、“秦琼敬德”等门神自然也就取代了前几年飒爽英姿的李铁梅和俊俏干练的阿庆嫂了，当时我还曾一度接受不了呢。透过攒动的人头看到各色摊位里面的墙上也挂着各式各样大幅的中堂年画，喜鹊登梅、松鹤延年、金玉满堂、连年有余、福禄寿喜、梅兰竹菊等，每一幅都喜庆吉祥，花里胡哨得让我和父亲挑花了眼，难以取舍。最后还是父亲一咬牙定下了：连年有余。最有趣的是卖年画者边忙活边唱的小段：“一进门来苏东坡，坐下韩信问肖何。不是本号不赊账，如今要账太啰嗦。赊账如同三结义，要账就像请诸葛。……”哈哈！一句东门楼，一句马屁股兜的，其关联性至今我也没完全弄明白。
年画一条街上也夹杂着各式各样的灯笼，这就全靠我替弟弟妹妹们掌眼了，要挑苎麻秆骨架粗的那种，结实。我却不浪费家里的那三毛钱，我的灯笼在我家的那头大肥年猪的身上长着呢，又皮实又防火还轻便。
至于其它年货的采购，我却不怎么上心，只需承担算帐记帐和提醒父亲的责任。但在买炮仗的时候我总要多留一个心眼，每年都要以权谋私一回，或者叫计划外开支。三分钱一盒的擦炮、五分钱一盒的摔炮总是央求父亲替我多买几盒。记得有一年居然还弄了一盒老鼠炮，那炮仗端是了得，点着引信后便如一只受惊老鼠似的乱窜，火花飞迸，还发出“吱吱……”的尖叫声，临了还有一次震耳欲聋的爆炸。这是父亲对我最奢侈的一次放纵，岂料还差点出了一场大祸：那年年夜饭后，被我点着的一只“老鼠”极不听话的钻进了家里码放在猪圈旁的柴垛里，家人和邻居们在那一年的除夕夜结结实实火了一把，还焚毁了猪圈。要不是沾了节庆的喜气，我的一顿爆揍岂能躲过。
每年办年货，在老陈表叔店里耗费的时间总是最多，因为要排队，似乎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家的酒里不掺水。那几十口一人多高的大酒缸一字排开，煞是气派，七八个伙计忙得不亦乐乎，有的欠着身子往酒缸的深处舀酒；有的把算盘打得噼哩啪啦的响；有的尖着嗓子吆喝着：刘瘸子头曲十斤，拿好了，您呢；还有几个大冷天穿着单衣的主
